高端智库：白皮书
新华社北京2025年5月12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2日发布《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白皮书。全文如下：
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
（2025年5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目录
前言
一、中国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确定性和稳定性
（一）世界在新的动荡变革中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二）亚太在总体稳定中面临严峻挑战
（三）中国在化解风险中保持稳固坚韧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新时代国家安全指引方向
（一）把握总体为要
（二）践行人民安全宗旨
（三）坚持把政治安全摆在首位
（四）坚守维护国家利益准则
（五）防范化解国家安全风险
（六）推进国际共同安全
（七）加强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
三、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坚实支撑
（一）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
（二）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三）保障高质量发展
（四）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
（五）确保新兴领域安全可靠
四、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
（一）推动发展和安全动态平衡、相得益彰
（二）推动开放和安全相互促进、协同提升
五、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推进国际共同安全
（一）全球安全倡议贡献中国智慧
（二）推动倡议落实增进共同安全
六、在深化改革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一）健全联动高效的国家安全体系
（二）锻造实战实用的国家安全能力
结束语
附件：新时代国家安全领域重点法律列表
前言
国之大者，安全为要。
五千年来，为了和平与安宁，中华民族奋斗不息。
鸦片战争以来，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抗争。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中国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捍卫了国家主权和人民民主政权；坚定不移推进国家完全统一，推动海峡两岸关系从隔绝走向交往，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安全环境。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全面深化国家安全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国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强。中国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进行了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了有力安全保障。
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是总体的、系统的、相对的大安全，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国家利益为准则的安全，是服务和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安全，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动态调整的安全，是支撑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安全，是在法治轨道上规范运行的安全。中国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反对安全泛化，不实施安全胁迫，不接受威胁施压，坚持独立自主、自信自立，把解决安全难题放在自身力量的基点上，坚持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为全面阐释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工作的创新理念、生动实践和建设成果，分享经验做法，与其他国家一道推动世界和平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政府特发布本白皮书。
一、中国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确定性和稳定性
当前，中国进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内部风险挑战增多的复杂形势，中国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安全形势保持总体稳定、稳中有进，与亚太国家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和发展，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可靠的稳定性。
（一）世界在新的动荡变革中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20世纪，人类社会遭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又陷入冷战泥潭近半个世纪，旷日持久的恐慌和不安笼罩全球，欲免后世再遭战祸是当时人们的共同期盼。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多重矛盾风险盘根错节，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和平还是战争、繁荣还是衰退、团结还是对抗的关键抉择，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地缘冲突加剧。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冷战思维回潮，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个别大国罔顾国际责任，“毁约退群”，破坏全球稳定。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国际军备竞赛持续升级。民粹主义和极端政治思潮泛起。一些国家政策调整产生严重负面外溢效应。
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加剧，多边贸易体制受阻，“筑墙设垒”、“脱钩断链”等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个别国家以非经济理由对他国加征关税，扰乱全球经济秩序。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国际经济循环遭遇阻碍，全球发展鸿沟拉大。
非传统安全挑战增多。极端气候灾害频发，生态、粮食、能源安全备受挑战。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重大跨国疫情等对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太空、深海、极地、网络等领域安全问题不断涌现。
新一轮科技革命“双刃剑”效应突显。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加速发展，在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赋能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难以预知的风险挑战，对各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产生深远影响，甚至将重塑全球安全格局。
同时，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类发展进步的大方向、世界历史曲折前进的大逻辑没有变。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全球南方”声势卓然壮大，在促进世界和平、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发挥更加重要作用，日益成为稳定、向善、进步的中坚力量。安宁和睦、繁荣发展仍是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和追求，各国已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
（二）亚太在总体稳定中面临严峻挑战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在世界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是全球经济繁荣的重要引擎。亚太地区已保持近半个世纪的总体和平，没有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但随着世界经济和战略重心持续向亚太地区转移，亚太地区安全面临诸多严峻挑战。
亚太地区是全球格局中的稳定板块。促和平、求稳定、谋发展是亚太多数国家的战略取向和共同诉求，通过对话协商处理分歧和争端是地区国家的主要政策取向。多数国家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开放的区域主义，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增进地区国家间政治互信。地区安全机制建设不断推进，区域和次区域安全合作不断深化。
亚太地区成为大国博弈焦点。个别国家强化亚太军事同盟，拉拢地区盟伴，构建排他性“小集团”，执意推进包括中导系统在内的军事部署，严重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一些冷战遗留问题有重新升温的危险，尚待解决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在域外势力介入后处置难度和复杂程度提升。
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风起云涌的亚太，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以中国的确定性稳住不确定的世界。中国始终做捍卫国家利益的坚定力量，任何极限施压、威胁讹诈，都无法撼动14亿多中国人民的众志成城。中国始终做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正义力量，继续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积极践行中国特色热点问题解决之道，与“全球南方”谱写团结自强的新篇章，让和平发展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中国始终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进步力量，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以人类前途为怀、人民福祉为念，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构建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凝聚更广泛的共识。中国始终做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的建设力量，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机遇，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营造开放、包容、非歧视的国际合作环境，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三）中国在化解风险中保持稳固坚韧
进入新时代，中国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抵御风险能力显著增强，持续保持政治安定、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同时，随着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既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风险考验；既承受全球性、地区性的共同安全风险，也面临民族复兴关键阶段的特殊安全挑战。
外部安全压力加大。西方反华势力千方百计对中国围堵、打压、遏制，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进行渗透、破坏活动。域外势力加大插手中国周边事务力度，给中国边疆、边境、周边安全造成威胁。个别国家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在台海、南海、东海滋扰搅事，在涉疆、涉藏、涉港等问题上频频滋事。一些外部势力处心积虑打“台湾牌”，“台独”势力顽固坚持分裂立场，冒险挑衅。境外“藏独”、“东突”等分裂势力活动频繁。
重点领域风险复杂多元。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融合。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经济回升向好基础尚不稳固，重大自然灾害、安全生产事故、公共卫生事件、恶性犯罪事件等影响社会安全稳定的情况仍时有发生，海外机构、项目、人员安全面临现实风险。
总的看，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中国把国家安全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坚决顶住和反击外部遏制打压，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全过程，着力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有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功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面向未来，中国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能力前所未有，决心矢志不渝。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持续快速发展积累的坚实基础，有14亿多中国人民的团结一心，中国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进程不可阻挡，必将为维护地区稳定繁荣、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新时代国家安全指引方向
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发展进程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如注重忧患意识，“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突出民本思想，“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主张讲信修睦，“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力求内外兼顾，“内事文而和，外事武而义”等等。这些传统中国国家安全观念，历久弥新，为安定国家、消除内外祸乱发挥了积极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高度重视国家安全。毛泽东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邓小平作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重大判断，江泽民提出建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胡锦涛强调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些国家安全战略思想，对维护国家安全、促进世界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进入新时代，2014年4月15日，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安全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被确立为国家安全工作指导思想的重大战略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中国对世界的重要思想理论贡献。
总体国家安全观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既要解决好世界各国面临的共性安全问题，又要处理好东方大国独有的安全难题。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必须确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变色；作为具有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国家，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必须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分裂活动；作为毗邻国家众多、陆海边界漫长、周边安全形势复杂的国家之一，必须稳固周边战略依托；作为正处于民族复兴关键阶段的大国，愈进愈难、愈进愈险，必须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作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大国，必须促进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相协调。
总体国家安全观正是在对时代发展大势的深邃思考中创立，在对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不懈探索中发展的，蕴含着中国国家安全治理的价值理念、工作思路和机制路径。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一）把握总体为要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关键在于“总体”，“总体”是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的灵魂。它突出大安全理念，涵盖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粮食、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人工智能、数据等诸多领域，并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动态调整。大安全，是新形势下对国家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维护，但不是安全泛化，更不是追求绝对安全。大安全是通过抓好一地一域一业的安全为国家总体安全创造条件，是通过及时有效解决一个个安全问题为国家长治久安筑牢根基。要坚持系统思维，加强科学统筹，通盘考虑各种安全要素，处理好发展和安全、外部和内部、活力和秩序、风险和机遇、维权和维稳等重大关系，增强国家安全工作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打好国家安全总体战。
（二）践行人民安全宗旨
这是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的根本立场。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中国的国体政体决定了党、人民和国家是一个共同体。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都绝不会得逞。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和其他合法权益，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安全问题，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三）坚持把政治安全摆在首位
这是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的生命线。政治安全的核心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最根本的就是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政治安全得不到保障，中国必然会陷入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局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无从谈起，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就无法得到保障。必须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及时消除各种政治隐患，防止非政治性风险蔓延为政治风险。
（四）坚守维护国家利益准则
这是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要求。每个国家都要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同时都应该在更加广阔的层面考虑自身利益，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各国应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主要是维护国家利益尤其是核心利益。中国核心利益主要包括：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国不觊觎他国权益，不嫉妒他国发展，但决不放弃自身的正当权益，决不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
（五）防范化解国家安全风险
这是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的中心任务。中国面临的风险是多方面的。各种风险都要防控，但重点是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发扬斗争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斗争中求团结、谋合作、促共赢。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各类风险挑战内外联动、跨域传导、累积叠加，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六）推进国际共同安全
这是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的大国担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需要安定团结的国内环境，而且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各国应该在谋求自身安全时兼顾他国安全，努力走出一条互利共赢的安全之路。中国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提出并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加强国际安全合作，与世界各国一起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七）加强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
这是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的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基本国情，决定了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贯穿到国家安全工作各方面全过程。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目的就是更好适应国家安全的新形势新任务，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
总体国家安全观引领中国国家安全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在国际上树立起合作包容的国家安全理念，将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提供理论指引，为推动和完善全球安全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挥重要作用。
三、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坚实支撑
进入新时代，围绕实现国家战略目标，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国国家安全坚决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重大责任，防范化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风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安全屏障，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战略支撑。
（一）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国家安全关键在党。中国把维护政治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始终从维护政治安全的高度谋划和推进其他领域安全，提高防范政治风险能力，及时阻断不同领域风险的转化通道，避免交叉感染，防止非政治性风险蔓延为政治风险，确保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
维护政权安全、制度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全面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党和国家的治理优势。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牢牢守住思想舆论阵地，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中外有关民调报告显示，中国受访者对政府的信任度、民主状况的满意度、廉洁政府认同度均超过九成，在受访国家中始终名列前茅。
防范抵御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坚决防范境外反华势力通过宣扬西方民主自由人权和所谓“普世价值”，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严密防范、严厉打击敌对势力对我策动“颜色革命”、“街头政治”等各类渗透颠覆活动。常态化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筑牢人民防线。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治疆方略，依法打击分裂破坏活动，渗透得到有效遏制，社会治安状况明显好转。
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坚持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制定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依法惩治危害国家安全分子，推动香港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
（二）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人民群众的安全需求更趋强烈、更加多元。中国从满足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求出发，从最突出的问题着眼，着力抓好维护社会稳定、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防范重特大自然灾害，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建设平安中国。持续深化严打暴恐专项行动，对“东突”等“三股势力”保持依法严打高压态势，实现反恐斗争形势根本好转。依法打击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扫黑除恶常态化走深走实。社会治安持续稳定向好，依法严惩群众反映强烈的黄赌毒、食药环、盗抢骗和针对妇女儿童、留守老人的突出违法犯罪，依法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跨境赌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新型犯罪和跨国跨境跨区域犯罪，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建立健全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推进矛盾纠纷化解法治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中国是世界上命案发案率最低、刑事犯罪率最低、枪爆案件最少的国家之一。据中国公安部数据，2023年中国每十万人命案发生数为0.46起，2024年为0.44起。
提升应急管理能力水平。建立高效科学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加强区域应急力量建设，强化基层应急基础，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2024年，全国自然灾害受灾人次、倒塌房屋数量，与前5年均值相比分别下降20.4%、50%。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安全监管，完善安全生产风险排查整治和责任倒查机制。2024年，全国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2.18万起，较大事故389起，同比分别下降11%、10.8%，重特大事故9起，首次降到个位数。
维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抓好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严格开展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持续深化药品安全巩固提升行动，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2024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达79岁。
保护生态安全。中国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以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大气、水、土壤等突出问题为重点，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扎实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2024年，全国PM2.5平均浓度为29.3微克/立方米，相比2015年下降36%，重污染天数下降68%，优良天数比例连续5年达到86%以上，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的满意度超过91%。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国森林覆盖率2024年超25%，本世纪以来全球新增绿化面积约1/4来自中国。
（三）保障高质量发展
中国的发展历程表明，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发展起来有发展起来的问题，发展起来后出现的问题并不比发展起来前少。针对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中国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加快完善安全发展体制机制，补齐相关短板，维护科技、金融、粮食、能源资源、产业链供应链、海外利益等领域安全，在推动发展中及时化解矛盾风险，把国家发展建立在更为安全、更为可靠的基础之上。
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坚持把保证基本经济制度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实现经济在更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
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积极发挥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管好货币总闸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规范资本市场秩序，保持资本市场稳定。努力稳定楼市，着力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妥处置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精准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
扛稳粮食安全重任。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加快种源核心技术攻关，粮食产购储加销体系不断健全。粮食产量连续10年稳定在6.5亿吨以上，2024年突破7亿吨。
确保能源和重要资源安全。建立多元供应体系，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保持能源供需总体平衡，推动能源体制改革和技术创新，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条件下能源安全。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充实战略性矿产储备，加强可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保障重要资源充足、稳定、可持续供应。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基础原材料、高端芯片、工业软件、农作物种子等关键核心技术上全力攻坚，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领域前瞻部署，加快攻克重要领域“卡脖子”技术并实现产业化，“祖冲之”系列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嫦娥六号”探测器、“梦想”号大洋钻探船等纷纷取得突破。加快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强基础科学研究，推动国家实验室体系建设，统筹推进国际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中国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4年的第11位，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构建科技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和应对体系，完善新兴技术领域监管制度，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把科技伦理要求贯穿科技活动全过程。
加强海外利益保护。中国通过涉外法治、外交和领事保护、撤侨护航行动、国际合作等手段维护自身海外利益。坚持预防为先，强化海外利益和投资风险预警、防控、保护体制机制，建立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开通“12308”24小时应急热线，发挥“走出去”公共服务等平台作用，维护海外中国公民、组织和机构的安全和合法权益。2024年，中国从国外高风险地区累计平安撤回1万多位同胞，处理领保求助案件5万多起。
（四）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
中国尚未实现完全统一，维护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和国家统一的任务艰巨繁重。中国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坚持陆海统筹，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相统一。
坚定不移推进国家完全统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贯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和对台大政方针，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拉紧两岸情感纽带和利益联结，厚植国家和平统一的基础。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坚定支持岛内爱国统一力量，加强两岸对话沟通和民主协商，共商统一大计，共谋统一大业。坚决反对“台湾地位未定论”，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法律效力不容置疑，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依法打击“台独”顽固分子，有力震慑“台独”分裂势力。中国始终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但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维护边境安全和海洋权益。先后同14个陆上邻国中的12个谈判协商解决陆地边界问题，与印度、不丹的边界谈判持续推进。完成中越北部湾海域划界，同周边9个国家签订边防合作协议，同12个国家建立边防会谈会晤机制，常态化开展友好互访、工作会谈和联合巡逻执勤、联合打击跨境犯罪演练等活动。在钓鱼岛海域常态化巡航执法。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南沙部分驻守岛礁进行建设和设施维护，改善岛上人员工作生活条件，提供导航、救援、天气及海洋环境预报等国际公共安全产品。
（五）确保新兴领域安全可靠
新兴领域发展源于科技的创新和应用，是国家安全的新疆域。新兴领域技术创新发展与安全治理不平衡，在安全、社会治理、道德伦理等方面带来许多新课题，是各国面临的长期重大挑战。中国高度重视新兴领域技术发展和风险防范，注重前瞻预防和约束引导，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和规章制度，逐步实现敏捷治理、分类分级管理、快速有效响应。
筑牢网络、数据、人工智能安全屏障。持续强化网络安全统筹机制、手段、平台建设，确保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可靠。出台实施数据安全法，建立数据分类分级保护、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安全审查、出口管制、对等反制等六大数据安全管理制度机制。按照发展与安全并重、促进创新与依法治理相结合的原则，构建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和评估体系，完善人、技、物、管配套的安全防护体系。
提高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加强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提高新型生物技术和新型药物疫苗研发等能力，提升生物资源安全监管水平，强化对生物安全风险的系统治理和全链条防控。
增强自身核安全能力。把保障核安全作为重要的国家责任，对核设施、核材料、核活动和放射性物质实施全链条监管，持续推进核安全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长期保持良好的核安全记录。
四、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
当今时代，发展利益和安全利益复杂交织，发展问题可能转化为安全风险，安全得不到保障也会严重制约发展。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
中国高度重视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立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的理念，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实践证明，发展是基础、安全是前提，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既要坚持通过发展提升国家安全实力，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又要不断提高安全保障能力，明确安全边界、守好安全底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强调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着力推动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与增强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相统一。
进入新时代，中国明确把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重大原则之一，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考虑，既一以贯之抓好高质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又办好保证国家安全这个“头等大事”，把发展和安全统一起来，共同谋划、一体部署、相互促进。
（一）推动发展和安全动态平衡、相得益彰
——高质量发展是第一要务，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在不断壮大物质技术基础上谋求安全。实践表明，发展和改革开放停滞不前，不仅难以实现安全，还会削弱安全的根基。中国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高水平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没有高水平安全就没有高质量发展。中国始终从国家发展的总体格局中把握国家安全的历史使命，通过明底线、防风险，营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营造良好外部安全环境。当今世界形势动荡不安，地缘政治挑战风高浪急，暗礁和潜流增多，对维护国家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来没有主动挑起过任何一场战争和冲突。中国向全世界庄严承诺，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是唯一将和平发展写入宪法和执政党党章，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大国。面对个别国家的无理打压，中国在原则问题上决不退让，在争议问题上保持对话，在互利共赢领域拓展合作，努力保持双边关系总体稳定。中国致力于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在和平和安全问题上，中国是世界上纪录最好的大国，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炒作中国“国强必霸”、渲染“中国威胁论”，纯属无稽之谈。
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中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互联网深刻改变社会交往方式，社会观念、社会心理、社会行为发生深刻变化，对社会稳定带来很大挑战。中国致力于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更加注重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更加注重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和基本政治权利不受侵犯。更加注重依法维护社会稳定，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落实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从制度机制上积极预防化解社会矛盾；依法保障在华外国人的安全和合法权益。中国依法开展反恐怖斗争、打击恶性犯罪等工作，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社会安全稳定的殷切期待，是真正意义上的尊重和保障人权。
化解高质量发展中各种风险挑战。当前，中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高质量发展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挑战。中国坚持在发展中平稳化解风险，在化解风险中加速高质量发展。把握粮食安全主动权，保障能源和重要资源安全，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有效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积极稳妥化解房地产领域风险。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实施近年来力度最大化债支持政策，推动地方政府债务重组、展期、置换和地方融资平台改革转型。发行特别国债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统筹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严格准入标准和监管，推动兼并重组、实现减量提质。
推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安全发展。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但很多技术都是“双刃剑”。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已经成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沿和关键领域。中国坚持促进创新和防范风险相统一，制度规范与自我约束相结合，积极而稳慎地推进新技术开发、应用和治理。中国注重完善科技安全法治体系，围绕人工智能、生物科技、自动驾驶等领域，加快推进相关立法工作。注重优化新兴技术监管服务，推动建立新技术新业态安全监管制度，保持产业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平衡。注重提升新兴技术包容性，处理好公平和效率、资本和劳动、技术和就业的关系，完善利益协调机制，维护各方合法权益，让更多人共享科技创新成果。
中国在历经磨难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发展前景光明，有能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有效应对外部冲击，稳定预期、激发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二）推动开放和安全相互促进、协同提升
——在统筹开放和安全中不断发展壮大。处理好自立自强和开放合作的关系，处理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保障国家安全的关系，不断增强在对外开放环境中动态维护国家安全的本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织密开放安全网，成功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等重大风险，在开放中实现了快速发展，逐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贸易伙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
——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个别国家企图推动制造业回流，与经济发展规律和经济全球化大势背道而驰。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反对逆全球化、泛安全化，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实行更加积极的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自2024年12月1日起，对原产于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适用税率为零的特惠税率。单方面对38国人员实行入境免签政策，对54国人员实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中国将主动对接、积极吸纳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有序扩大商品、服务、资本、劳务等市场对外开放，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中国正在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有序开展对外开放压力测试，探索制度型开放的有效路径。中国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绝不是走向封闭的国内单循环，而是开放的、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在扩大对外开放中提升安全水平。中国重视利用国际通行规则维护开放安全，借鉴国际经验做法，加快构建现代化风险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开放条件下防御外部风险的制度体系，促进开放和安全协同共进。
坚决维护开放发展权利。维护发展权利是中国国家安全的红线之一。任何损害中国发展权利的图谋，中国都将坚决进行强有力反击。中国坚决反对滥用出口管制，坚决反对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个别国家以安全为名，对华打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发展。近期，美国以各种借口宣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贸易伙伴滥施关税，严重侵犯各国正当权益，严重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严重损害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严重冲击全球经济秩序稳定，中国政府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国采取必要的合理反制措施，完全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通行做法的正当防卫。中国维护开放发展权利的决心坚定不移，将不断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丰富反制政策工具箱，坚定捍卫国家发展权利。
努力促进生产要素有序流动。经济全球化有赖于生产要素的全球安全有序流动。遵循国际惯例，中国完善出口管制体系，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构建合法、安全、有序的出入境管理秩序，优化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举措，推动资本、人才、技术等依法有序跨境流动，促进全球生产要素高效配置。数据已成为全球新的重要生产要素。中国借鉴既有国际实践，着眼于促进全球数据安全保护标准协调性和一致性，制定实施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提升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和数据安全监管能力。中国本身是国际网络攻击的受害者，一贯反对并打击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所谓中国实施网络攻击，既没有证据，也没有道理。中国坚持推动发展和依法管理相统一，在确保国家数据安全前提下，鼓励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保障数据依法有序自由流动。中国数据安全审查针对的是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活动，不影响企业和个人数据正常跨境流动。
依法坚定捍卫自身正当安全利益。中国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开放环境下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及时出台反外国制裁法、对外关系法、出口管制法等法律法规，不断加强执法司法国际合作，稳步提高涉外法律服务水平，依法保障海外人员、机构和资产等安全。出台外商投资法，建立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外商投资进行安全审查。修订完善反间谍法，用法律手段防范间谍行为，明确细化非法行为和合法行为的界限。这些措施只是针对危害中国正当国家利益的行为，旨在为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安全保障，不影响正常商业往来、科研合作、学术交流和民间交往等活动。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也必须在开放的条件下进行。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都将在确保安全基础上扩大自主开放、主动开放，让对外开放大门越开越大。
五、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推进国际共同安全
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全球性挑战需要全球性应对。势力范围、霸权稳定、同盟体系等旧思维应对不了新安全挑战，实现国际共同安全需要新理念、新办法。
（一）全球安全倡议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回应了国际社会维护世界和平、防止冲突战争的迫切需要，呼应了绝大多数国家要求合作共赢、反对霸权霸道霸凌的普遍愿望，顺应了各国人民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世界的共同追求，为消弭国际冲突根源、应对全球安全挑战、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新方案。截至2024年底，得到119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赞赏，写入123份双多边政治文件。
全球安全倡议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安全篇”，也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世界篇”；既是中国对全球安全治理给出的中国答案，也是对自身安全与国际共同安全的辩证认识。它植根于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实践，来源于讲信修睦、和合共生的中华文化与智慧。
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理念与原则，是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共同，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综合，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协调推进安全治理；合作，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可持续，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
面对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全球性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也不应让任何国家成为孤岛。中国主张共同安全，各国安全利益平等，任何国家的正当合理安全关切都应得到重视和妥善解决。任何国家都不能把自身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更不能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是实现共同安全的有效途径。
奉行实力至上，追求绝对安全，只会走入安全困境。以意识形态划线，搞针对特定国家的阵营化和排他性“小圈子”，只会制造分裂和对抗。制裁、干涉只会越管越乱，冲突战争没有赢家，本国优先、赢者通吃只会导致全输。中国主张合作安全，坚持对话、合作、共赢，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与争端。
中国主张加强全球安全治理，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主张厉行国际法治，推动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更好满足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现实需要。
（二）推动倡议落实增进共同安全
——支持联合国成为各国共同维护普遍安全的核心平台
世界各国应该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始终把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二战后国际秩序视为自己的职责。中国积极支持联合国依据授权开展斡旋，支持安理会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发挥首要作用，努力维护安理会权威和团结，建设性参与国际安全事务讨论。安理会改革应坚持民主协商，提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切实纠正历史不公。
坚定支持联合国提高维和行动履行授权能力。中国是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出警国。支持联合国在国际反恐斗争中发挥中心协调作用，在全球数字治理和规则制定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支持世卫组织在全球卫生事务中发挥领导协调作用，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全球教育、科技、文化发展，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包容合作。
——推进构建普遍安全的世界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树立了大国邻国之间友好交往的典范。中俄关系具有强大内生动力和独特战略价值，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基础上，不受任何第三方影响，不受外部因素干扰和胁迫。
中国始终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处理中美关系，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赓续中美人民传统友谊。中美两个大国交往，任何一方不能从所谓“实力地位”出发压制对方，不能为保持本国领先地位剥夺对方正当发展权利。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的4条红线不容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必须恪守。“修昔底德陷阱”不是历史的宿命，“新冷战”打不得也打不赢，对华遏制不明智、不可取，更不会得逞。中国愿与美国共同探寻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中国始终视欧洲为合作伙伴，认为欧洲是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支持欧洲加强战略自主。中国致力于同欧洲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愿与欧洲共同维护自由贸易，共同捍卫多边主义，携手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
坚持同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截至2025年3月，中国同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周边17国达成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共识，支持和完善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安全合作，反对借“印太战略”分裂地区，反对拼凑“亚太版北约”，反对北约越界扩权，反对一些国家在亚太地区搞核共享、延伸威慑和部署陆基中导。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议，坚持通过互利合作实现共赢，把南海建设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和合作之海。中国倡导域外国家尊重地区国家的努力，反对个别国家为一己私利挑动是非。
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致力于共促“全球南方”事业，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加强全球安全治理，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共同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开放发展的中坚力量、全球治理的建设力量、文明互鉴的促进力量。
始终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支持中东国家团结协作解决地区安全问题，提出实现中东安全稳定五点倡议，提出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四点建议，促成沙特伊朗和解，致力于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支持非洲国家增强自主维护和平的能力，支持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反对外部干涉、维护自身和平稳定，协助太平洋岛国应对海洋灾害、海平面上升等全球性挑战。
——建设性参与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
在乌克兰问题上，恪守客观公正，积极劝和促谈，提出“四个应该”、“四个共同”、“三点思考”，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同巴西联合发布“六点共识”，会同“全球南方”国家发起“和平之友”小组，坚决维护“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共识，积极推动落实《五个核武器国家领导人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为防止乌克兰危机升级为核冲突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支持一切致力于和平的努力，同时认为所有当事方和利益攸关方都应适时参与到和谈进程中。
为新一轮巴以冲突停火止战疾呼，为保护平民奔走，为人道救援贡献力量，推动安理会通过首份加沙停火决议，促成巴勒斯坦各派别举行和解对话并签署《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向加沙提供多批人道主义援助，致力于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回到“两国方案”的正确轨道。
持之以恒致力于朝鲜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并行推进半岛和平机制建设和半岛无核化进程，均衡解决各方合理关切。积极斡旋缅北和平，支持缅甸政治和解和转型进程。支持阿富汗和平重建，积极开展国际协调，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唯一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承诺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始终把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进程，推动伊核全面协议恢复履约谈判。
始终以积极姿态参与全球气候谈判议程和国际规则制定，坚持不懈为发展中国家改善环境治理提供力所能及的资金、技术支持。
支持坚决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积极倡导区域反恐合作。坚定支持打击跨国犯罪，发起大湄公河次区域禁毒合作机制，与澳大利亚、柬埔寨、越南等国开展缉毒执法合作，开展中泰缅老四国警方合作打击赌诈集团专项联合行动。中国是全球第一个正式整类列管芬太尼类物质的国家。
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尽责。截至2024年底，中国累计向77个国家和地区派遣医疗队员3万余人次，造福患者3亿人次。面对新冠疫情，中国毫无保留地分享抗疫经验，全力帮助国际社会抗疫。
积极推动完善全球粮食和能源安全治理体系，在二十国集团框架下提出国际粮食安全合作倡议，推动通过《金砖国家粮食安全合作战略》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维护国际能源安全的声明》。
——推动新兴领域安全合作
倡导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网络空间，积极拓展与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中亚五国、非洲国家的网络安全合作。
主张达成反映各方意愿、尊重各方利益的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积极参与联合国《全球数字契约》，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和《全球数据跨境流动合作倡议》。
坚持开放而不筑墙、互通而不脱钩、平等而不歧视，打造开放、包容、普惠、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提出以人为本、智能向善、普惠包容等治理理念，推动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成立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之友小组。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主动优化调整无人机出口管制政策，并禁止所有民用无人机出口用于军事目的。
致力于和平利用外空，坚决反对太空武器化和外空军备竞赛，积极参与联合国外空安全治理。第77届、78届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高票通过中国、俄罗斯等国共提的“不首先在外空部署武器”和“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进一步切实措施”决议。
在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建设性参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和《国际海底区域内矿产资源开发规章》制订；开展南、北极科学考察、环境保护等国际合作。
六、在深化改革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积极应对风险挑战，服务保障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内在要求，也是主动适应世界之变、完善全球安全治理的客观需要。
进入新时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开启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进程，通过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出台以国家安全法为统领的一系列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初步形成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国家安全战略（2021－2025年）》，出台一系列重点领域国家安全战略和政策，初步形成国家安全战略体系和政策体系；加强风险防范、应急处置，全领域覆盖、多层级运转的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和大安全大应急框架初具雏形；调整国家安全力量布局，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建立起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四梁八柱，为下一步攻坚克难、不断完善奠定了良好基础。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更加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把维护国家安全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明确目标。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强化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和手段，有效构建新安全格局。到2035年，全面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筑牢安全屏障。
——完善布局。从国家安全体系、公共安全治理机制、社会治理体系、涉外国家安全机制等四个方面进行统一布局，贯通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内和国际、顶层和基层、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实现国家安全全覆盖。
——突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体系化和机制化为主线，完善维护国家安全体制机制，更加注重协同高效、法治思维、科技赋能、基层基础，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一）健全联动高效的国家安全体系
国家安全体系是国家安全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着力推动国家安全体系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系统集成、联动高效，形成体系性合力和战斗力。
完善国家安全工作体制机制。坚持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完善重点领域安全保障体系和重要专项协调指挥体系，健全国家安全危机管控机制、督促检查和责任追究机制等。
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积极推进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国家安全立法，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和法治实施体系，健全国家安全党内法规体系，打通立法、执法、司法、普法的痛点堵点。
完善国家安全战略体系和政策体系。动态完善调整国家安全战略，更好发挥战略宏观引领和统筹协调作用。不断完善重点领域国家安全政策，加强与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评估，加大政策贯彻执行力度。
完善国家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加大监测预警基础设施建设运行维护、指标和标准体系建设、风险排查调查统计等基础性投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和政策支撑保障，推动风险监测、研判、预警、处置各环节有效衔接，提升监测预警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
完善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健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体系，完善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加强国家区域应急力量建设，完善综合性防灾减灾救灾体系。
（二）锻造实战实用的国家安全能力
国家安全能力是国家合理配置战略资源，以保障相对处于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围绕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立足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扎实推进国家安全能力现代化。
加强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升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能力。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完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
夯实基础保障。贯彻落实能源供给多元化战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探产供储销统筹和衔接体系。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和供给保障能力。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强化国家安全专业型、复合型人才培养选拔。
筑牢军事国防屏障。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完善人民军队领导管理体制机制。持续深化联合作战体系改革，统筹推进传统安全领域和新型安全领域军事力量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深化跨军地改革，优化国防科技工业布局，建设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推进科技赋能。针对国家安全领域的重大需求，以新型举国体制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大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强新技术在国家安全领域的成果转化和应用，推进国家安全新域新质能力建设。
强化国际运筹。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促进大国关系总体稳定、均衡发展，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加强“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团结协作，引导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国际安全。
提升宣教质效。加强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加强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提升国家安全研究水平，加强国家安全人才培养。构建新时代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做精做深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外宣介。
结束语
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发展，在伟大斗争中成长，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壮大，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程中践行使命。
一路走来，中国国家安全依靠人民战胜艰难险阻；新征程上，仍然要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万众一心，就能筑起国家安全坚不可摧新的长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风险挑战，赢得和平发展机遇。
中国珍视来之不易的安全，始终以守护人民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为己任。中国坚持引领和平发展，坚持促进世界稳定和繁荣，在追求自身安全的同时，将与各国携手共商共建共享国际共同安全，为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而努力奋斗。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3年9月26日发布《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全文如下：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
（2023年9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目录
前言
一、人类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一）相互依存是历史大势
（二）全球性挑战需要全球性应对
（三）新时代呼唤新理念
二、解答时代之问，描绘未来愿景
（一）确立国际关系新思路
（二）彰显全球治理新特征
（三）开创国际交往新格局
（四）共建美好世界新愿景
三、扎根深厚历史文化土壤
（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二）体现中国共产党的世界情怀
（三）弘扬新中国外交优良传统
（四）兼收并蓄人类优秀文明成果
四、既有目标方向，也有实现路径
（一）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
（二）走和平发展道路
（三）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四）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五）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五、中国既是倡导者也是行动派
（一）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二）落实“三大全球倡议”
（三）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共同行动
（四）为各领域国际合作注入强劲动力
结束语
前言
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
但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星球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既有已知的，更有未知的；既有可预测的，更有不可预测的。人类文明存亡已是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相对于物质财富的积累，尤为紧迫的是，要本着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找到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精神指引。
10年前，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目的就是回答“人类向何处去”的世界之问、历史之问、时代之问，为彷徨求索的世界点亮前行之路，为各国人民走向携手同心共护家园、共享繁荣的美好未来贡献中国方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把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着眼全人类的福祉，既有现实思考，又有未来前瞻；既描绘了美好愿景，又提供了实践路径和行动方案；既关乎人类的前途，也攸关每一个体的命运。
10年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断丰富和发展。从习近平主席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首次提出，到2015年在第七十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提出“五位一体”总体框架①，再到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提出建设“五个世界”的总目标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内涵不断深化拓展。
10年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稳步推进。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这一理念取得全方位、开创性的丰硕成果，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落地生根，给世界带来的是繁荣稳定的巨大红利，创造的是扎扎实实的民生福祉。
10年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认识到，这一理念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反映了世界人民追求和平、正义、进步的心声，汇聚了各国人民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利己主义和保护主义，打破了个别国家唯我独尊的霸权思维，反映出中国对人类发展方向的独到见解，对于推动各国团结合作、共创人类美好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为全面介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和生动实践，增进国际社会了解和理解，凝聚广泛共识，更好与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政府特发布本白皮书。
一、人类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是团结还是分裂，是开放还是封闭，是合作还是对抗？如何抉择，关乎人类整体利益，也考验着各国的智慧。
（一）相互依存是历史大势
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看，人类从原始社会一路走来，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但无论生产力如何发展进步，都没有改变一个最根本的现实：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各国有责任共同呵护地球的安全，守护人类的未来。如果为了争权夺利而恶性竞争甚至兵戎相见，最终只会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
自古以来，人类最朴素的愿望就是和平与发展。经历过战争和冲突的洗礼，尤其是遭受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后，世界各国人民珍视和平、扩大合作、共同发展的意识显著提升，人类大家庭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人们对共同体的向往和追求更加殷切。
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优化了资本、信息、技术、劳动、管理等生产要素的配置，把一个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连成了汪洋大海，各民族自给自足的原始封闭状态被打破，市场成为了世界市场，历史也随之成为世界历史。
在信息化日新月异的今天，互联网、大数据、量子计算、人工智能迅猛发展。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全球化不是选择，而是现实，甚至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地球村正变得越来越“小”，放眼寰宇，地球上最遥远的距离也不超过24小时的直飞航程。世界也正变得越来越“平”，点一点手机屏幕，就可以瞬时链接到世界的另一端。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无论近邻还是远交，无论大国还是小国，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正日益形成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只有人类整体命运得以关照，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人的美好希望才能实现。不管前途是晴是雨，携手合作、互利共赢是唯一正确选择。
（二）全球性挑战需要全球性应对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新旧问题与复杂矛盾叠加碰撞、交织发酵。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不稳定、不确定、难预料成为常态。
和平赤字不断加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类社会维持了70多年的总体和平，但威胁世界和平的因素仍在积聚。欧亚大陆战火重燃，局势持续紧张，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军备竞赛阴霾不散，核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世界面临重新陷入对抗甚至战争的风险。
发展赤字持续扩大。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肆虐，一些国家构筑“小院高墙”、强推“脱钩断链”、鼓噪供应链“去风险”，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新冠疫情吞噬全球发展成果，南北差距、发展断层、技术鸿沟等问题更加突出。人类发展指数30年来首次下降，世界新增1亿多贫困人口，近8亿人生活在饥饿之中。
安全赤字日益凸显。国际战略竞争日趋激烈，大国之间信任缺失，冷战思维卷土重来，意识形态对抗老调重弹，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恐怖主义、网络攻击、跨国犯罪、生物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挑战上升。
治理赤字更加严峻。世界正面临多重治理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债务危机等不断加剧；全球气候治理紧迫性凸显，绿色低碳转型任重道远；数字鸿沟日益扩大，人工智能治理缺位。新冠疫情像一面镜子，折射出全球治理体系这台机器越来越滞后于时代，甚至在一些问题上运转失灵，亟待改革完善。
面对全球性危机，各国不是乘坐在190多条小船上，而是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小船经不起风浪，只有巨舰才能顶住惊涛骇浪。任何一国即使再强大也无法包打天下，必须开展全球合作。各国应携起手来，把“我”融入“我们”，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共渡难关、共创未来。
（三）新时代呼唤新理念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对的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越来越难以解释今天的世界、无法破解人类面临的困局，国强必霸、崇尚实力、零和博弈等思维越来越不符合时代前进的方向。人类社会亟需符合时代特征、顺应历史潮流的新理念。
“国强必霸”并非绕不开的历史定律。“国强必霸”本质是典型的霸权主义思维，反映的是历史上大国霸权战争的灾难性实践。中国从不认同“国强必霸”，我们的历史智慧是“国霸必衰”。中国发展振兴靠的是自身努力，而非侵略扩张。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本国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为世界人民提供发展机会，而不是要取代谁、打败谁。
“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这一逻辑将自然界的丛林法则简单移植到人类社会，信奉权力至上，从根本上破坏了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和世界和平稳定。全球化时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决定了弱肉强食、赢者通吃是一条越走越窄的死胡同，包容普惠、互利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中国一向主张公平正义，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致力于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终将玩不转。一些国家抱守零和思维，片面追求绝对安全和垄断优势，这既无助于本国的长远发展，也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构成严重威胁。任何国家都不应盼着别人输，而要致力于同他国一道赢。中国始终把自身发展和世界发展统一起来，始终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
二、解答时代之问，描绘未来愿景
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人类面临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一种是重拾冷战思维，挑动分裂对立，制造集团对抗；另一种是从人类共同福祉出发，致力团结合作，倡导开放共赢，践行平等尊重。两种取向、两种选择的博弈和较量，将深刻影响人类和地球的未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开放包容，坚持互利共赢，坚持公道正义，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为国际关系确立新思路，为全球治理提供新智慧，为国际交往开创新格局，为美好世界描绘新愿景。
（一）确立国际关系新思路
现行国际秩序面临多重挑战，一些国家奉行实力至上的逻辑，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大行其道，发展鸿沟加剧，安全赤字加重，结盟对抗、封闭排他的做法与多极化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与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关系走向格格不入。特别是随着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现行国际秩序不适应时代发展的一面更加凸显。“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成为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
面对时代之问，中国的回答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和谐共生、合作共赢。这一理念源于对国家交往关系的合理性设计，源于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共同期盼，也源于中国的大国责任和担当。
在地球村里，全人类是一个命运与共的大家庭，国与国之间利益交汇、命运交织、休戚与共，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集团政治的“小圈子”规则，超越了实力至上的逻辑，超越了少数西方国家定义的“普世价值”，顺应时代潮流，倡导全球协作，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二）彰显全球治理新特征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世界各国同呼吸、共命运，具有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和谐共处、多元互鉴、团结协作的鲜明特征。
——开放包容。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针对特定的对象，不拉帮结派，不搞排他的“小圈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的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
——公平正义。世界要公道不要霸道，任何国家都没有包揽国际事务、主宰他国命运、垄断发展优势的权力。要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国际法治权威，确保国际法平等统一适用，不能搞双重标准，不能“合则用、不合则弃”。
——和谐共处。各国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实现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地球不是国家角力的竞技场，而是人类共存的大舞台。各国发展和而不同，是有差异、多样性的协调和统一，世界发展的活力恰恰在于这种多样性的共存。
——多元互鉴。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基本特征，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我们应当相互尊重，携手推动不同文明在交流互鉴中熠熠生辉。
——团结协作。倡导“计利当计天下利”。关起门来搞建设，只能越搞越穷。从“本国优先”的角度看，世界是狭小拥挤的，时时都是“激烈竞争”；从命运与共的角度看，世界是宽广博大的，处处都有合作机遇。单打独斗已无法应对全球性的发展难题，各国通力合作才是唯一选择。
（三）开创国际交往新格局
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五位一体”总体框架，包括伙伴关系、安全格局、发展前景、文明交流、生态体系等五个方面，开创了国际交往的新格局。
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格局。联合国宪章贯穿主权平等原则。世界各国一律平等，不能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坚持多边主义，不搞单边主义；应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取代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旧思维。应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设全球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大国之间相处，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大国与小国相处，要平等相待，践行正确义利观，义利相兼，义重于利。
建立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安全相互关联、彼此影响。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弱肉强食”是丛林法则，不是相处之道。穷兵黩武是霸道做法，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应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建立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格局。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实现这一目标，就应秉承开放精神，推进互帮互助、互惠互利。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应把发展置于国际议程的突出位置，减少全球发展的不平等和不平衡，不让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掉队。
建立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格局。世界上共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和多种宗教。人类文明多样性赋予这个世界姹紫嫣红的色彩，多样带来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只有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在多样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这个世界才能丰富多彩、欣欣向荣。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
建立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格局。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
（四）共建美好世界新愿景
中国提出，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从“五位一体”总体框架到“五个世界”总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现了历史视野的再拓展、思想内涵的再深化，为人类未来锚定了更明确的目标、描绘了更清晰的图景。
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就是告别战争之剑，永铸和平之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前的石碑上，镌刻着这样一句话，“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人类历史上由于执迷强国争霸导致战争频仍、生灵涂炭，教训惨痛而深刻，要从思想上拔除这些诱发战争的引信。大国对小国要平等相待，不搞唯我独尊、强买强卖的霸道。任何国家都不能随意制造动荡战乱，不能破坏国际法治，不能打开潘多拉的盒子。要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
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就是告别绝对安全，实现安危与共。世上没有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一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他国的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邻居出了问题，不能光想着扎好自家篱笆，而应该去帮一把。越是面临全球性挑战，越要合作应对，共同变压力为动力、化危机为生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安全威胁，单打独斗不行，迷信武力更不行，合作安全、共同安全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选择。国家之间有分歧是正常的，要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化解分歧。只要怀有真诚愿望，秉持足够善意，展现政治智慧，再大的冲突也能化解，再厚的坚冰都能打破。
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就是告别赢者通吃，共享发展成果。国际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部复杂精巧、有机一体的机器，拆掉一个零部件就会使整个机器运转面临严重困难。要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反对任何人搞技术封锁、科技鸿沟、发展脱钩。把全球经济这块蛋糕做大，更要将这块蛋糕分好，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实现真正的合作共赢。
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就是告别文明优越，实现美美与共。这个世界完全容得下各国共同成长和进步，一国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另一国必然失败。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只有能够持续造福人民的发展道路，才是最有生命力的。各国各民族尊重彼此差异，和而不同。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就是告别竭泽而渔，永享绿水青山。人与自然共生共存，伤害自然最终将伤及人类。空气、水、土壤、蓝天等自然资源用之不觉、失之难续。工业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用破坏性方式搞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应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让人人都能遥望星空、看见青山、闻到花香。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改革和完善国际治理体系提出了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一重要理念，汇聚了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盼稳定的最大公约数，画出了不同文化背景和发展程度国家之间的最大同心圆，超越了零和博弈、强权政治、冷战对抗的各种陈旧思维，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目标，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
三、扎根深厚历史文化土壤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基于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源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实践，继承弘扬新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吸收借鉴人类社会优秀文明成果，彰显了悠久的历史传承、鲜明的时代印记和丰富的人文内涵。
（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难题的重要启示，蕴含着丰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基因。
中华文化以和合理念为精神内核，秉持“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追求“和衷共济、和合共生”的高远理想，推崇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遵循“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交往原则，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
中华民族自古尊崇仁德博爱之心，倡导“德不孤，必有邻”的精神追求，坚守“亲仁善邻、讲信修睦”的处世之道，奉行“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义利原则。
中华民族一向崇尚立己达人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相信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中华民族始终遵循“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践行“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的生态观，体现了对天地宇宙的敬畏和热爱、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追求。
（二）体现中国共产党的世界情怀
坚持胸怀天下，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之一。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基础、探索了历史规律、开辟了广阔道路。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发展自己、兼济天下、造福世界，不仅要让中国人民都过得好，也帮助其他国家人民过上好日子，努力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共二十大报告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明确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把中国的前途命运和人类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起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和拓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也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无论是人口规模巨大、共同富裕，还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或者是走和平发展道路，都为发展中国家贡献了具体可借鉴的历史经验，为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未来，提供了更为健康、更可持续的选择。
（三）弘扬新中国外交优良传统
70多年来，中国外交在国际风云激荡中成长奋进，积淀了优良传统，砥砺了坚韧风骨，铸就了独特精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继承和发扬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理念、战略思想和优良传统，并在波澜壮阔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中不断守正创新。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等政策方针和思想，在国际舞台上站稳了脚跟、赢得了尊重、扩大了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重大论断，倡导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中国全方位外交取得重要进展。
进入新时代，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中国创造性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建“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新理念，倡导全球治理观、正确义利观、安全观、发展观、合作观、生态观等重要理念，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四）兼收并蓄人类优秀文明成果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把人类历史长河中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弘扬起来，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价值共识，汲取世界多元文明相融相通优秀成果，反映了全人类的普遍愿望和共同心声。
世界各国文明中都蕴含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智慧。古希腊哲学家以城邦为蓝本对人类共同体进行了早期探索，认为需要通过一致行动追求共同利益，主张人类必须互相保持和谐生活。印度古老典籍记载着“天下一家”的箴言。非洲传统价值理念乌班图精神，倡导“我们在故我在”，强调人们彼此依存、密不可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反映了和平发展、团结共生、合作共赢等不同文明之间的互通之处。俄罗斯有谚语“风雨同舟就能无惧风雨”；瑞士有作家提出“不应为战争和毁灭效劳，而应为和平与谅解服务”；德国有谚语“一个人的努力是加法，一个团队的努力是乘法”；非洲有谚语“一根原木盖不起一幢房屋”；阿拉伯有谚语“独行快，众行远”；墨西哥诗人有名句“唯有益天下，方可惠本国”；印度尼西亚有谚语“甘蔗同穴生，香茅成丛长”；蒙古国有谚语“邻里心灵相通，命运与共”等等。这些都体现了深厚的世界文化渊源和丰富的思想底蕴。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为遵循。近代以来，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到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从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到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国际关系演变积累的公认原则，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础。
四、既有目标方向，也有实现路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势出发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是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是应对21世纪的各种挑战的中国主张。理念引领行动，方向决定出路，国际社会应当携手努力，把宏伟蓝图变成路线图，一步一个脚印把美好愿景变为现实。
（一）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契合各国人民要发展、要合作的时代潮流。历史上的经济全球化，促成了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技术大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经济全球化也积存了不少问题和弊端，出现“回头浪”。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模式，难以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呼声、体现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和“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零和博弈，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个别国家把内部治理问题归咎于经济全球化，归咎于其他国家，动辄采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主义，破坏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消费链，导致现有国际贸易秩序紊乱甚至冲突。
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各国应该坚持开放的政策取向，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反对“筑墙设垒”，反对单边制裁、极限施压，推动各国经济联动融通，共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各国应该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促进全球经济进一步开放、交流、融合，推动形成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增长成果。
开放应是双向奔赴，不能是单行道，不能一边要求别的国家开放，一边关闭自己的大门。一些国家总想对中国实行“脱钩断链”，构筑“小院高墙”，最终只会反噬自身。一些人炒作要“降依赖”“去风险”，这样的做法实质是制造新的风险。防风险和合作不是对立的，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风险，不发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如果以“去风险”“降依赖”之名行“去中国化”之实，就是在去机遇、去合作、去稳定、去发展。
当前正在发生的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科技革命，将对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和人类社会发展产生难以估量的深刻影响。要探索建立相关规则和标准，既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又坚守人类安全底线，还要平衡照顾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利益，确保技术创新在法治轨道和公认的国际准则基础上运行，由人类主导、为人类服务、符合人类价值观。
（二）走和平发展道路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发展繁荣，必须把握和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反之必然会被历史抛弃。当今世界的潮流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老路不仅走不通，而且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和平发展道路才是人间正道。
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强调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在政策上是这样规定的、制度上是这样设计的，在实践中更是一直这样做的。
世界需要和平，就像人需要空气一样，就像万物生长需要阳光一样。和平发展道路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有利，我们想不出有任何理由不坚持这条道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也希望其他国家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只有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才能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只有大家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有希望。
（三）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新型国际关系之所以新，在于走出了一条国与国交往的新道路，开辟了不同文明、不同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世界历史新篇章，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了条件。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应秉持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原则。相互尊重，就是坚持以诚待人，平等相待，反对强权政治和霸凌主义。公平正义，就是各国应摒弃单纯的物质主义取向和竞争至上法则，确保不同的国家都能获得平等的发展权利和机会。合作共赢，就是各国应摒弃一味谋求自身更大利益的理念，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各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时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在于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坚持亲诚惠容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大国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关键因素。大国之大，不在于体量大、块头大、拳头大，而在于胸襟大、格局大、担当大。大国要以人类前途命运为要，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担负更大责任，而不是依仗实力对地区和国际事务谋求垄断。大国要加强协调和合作，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坚持换位思考和相互理解，对小国要平等相待。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才能避免跌入“修昔底德陷阱”，找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实现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求同存异、共同发展。
（四）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小圈子的多边主义”是集团政治，“本国优先的多边主义”是单边思维，“有选择的多边主义”是双重标准。世界要公道，不要霸道。中国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反对搞针对特定国家的阵营化和排他性“小圈子”，反对打着所谓“规则”旗号破坏国际秩序、制造“新冷战”和意识形态对抗的行径。
中国始终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和不公，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恰恰是由于这些宗旨和原则未能得到有效履行。中国坚持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中国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就是全球事务要由大家一起商量，治理体系要由大家一起建设，治理成果要由大家一起分享，让各国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
（五）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中国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所谓“普世价值”的狭隘历史局限，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
和平发展是共同事业。贫瘠的土地上长不成和平的大树，连天的烽火中结不出发展的硕果。要解决好各种全球性挑战，根本出路在于谋求和平、实现发展。公平正义是共同理想。任何国家都不能在世界上我行我素，搞霸权霸道霸凌。民主自由是共同追求。不存在定于一尊的民主，更不存在高人一等的民主。民主不是可口可乐，一国生产原浆，全世界一个味道；民主不是装饰品，而是要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试图垄断民主“专利”、强行划定民主“标准”，炮制“民主对抗威权”的伪命题，挑动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之争，是假借民主之名的伪民主。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要把哪一家的价值观奉为一尊，而是倡导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充分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
人类社会越发展，越要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各国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摒弃傲慢与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应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既让本国文明生机盎然，也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应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努力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积极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应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不断吸纳时代精华，用创新为文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五、中国既是倡导者也是行动派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10年来，中国用笃定的信念和扎实的行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一）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年来，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秉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落地生根、持久发展，奏响“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的交响乐，搭建了各方广泛参与、汇聚国际共识、凝聚各方力量的重要实践平台。
政策沟通不断深化，截至2023年7月，全球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合作文件。中国分别于2017年、2019年成功举办首届和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今年将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凝聚起携手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最大合力。设施联通不断加强，“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以新亚欧大陆桥等经济走廊为引领，以中欧班列、陆海新通道等大通道和信息高速路为骨架，以铁路、港口、管网等为依托的陆、海、天、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布局不断完善。贸易畅通不断提升，世界银行发布的《“一带一路”经济学》报告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实施将使参与国间的贸易往来增加4.1%。到2030年，“一带一路”倡议每年将为全球产生1.6万亿美元收益。资金融通不断扩大，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相继成立，已为数百个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民心相通不断促进，一条条“幸福路”、一座座“连心桥”、一片片“发展带”在共建国家不断涌现，菌草、水井、杂交水稻等“小而美、见效快、惠民生”项目扎实推进，不断增进共建国家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中巴经济走廊启动10年来为巴基斯坦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中老铁路实现了老挝人民“变陆锁国为陆联国”的夙愿，雅万高铁成为东南亚国家首条实现350公里时速的铁路，蒙内铁路拉动了当地经济增长超过2个百分点，马拉维600眼水井成为润泽当地15万民众的“幸福井”，中欧班列“钢铁驼队”助力中国与欧洲双向奔赴，“鲁班工坊”帮助塔吉克斯坦等国家年轻人掌握了职业技能，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领域合作蓬勃发展。
这一倡议是经济合作倡议，不是搞地缘政治联盟或军事同盟，不针对谁也不排除谁；是开放包容进程，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小圈子”或者“中国俱乐部”；是中国同世界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百花园”，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是各方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所有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加入进来，共同参与、共同合作、共同受益。
国际社会高度评价这一倡议，认为“一带一路”不是简单的一条路或一条经济带，而是让全人类共同进步的倡议，为各国共同发展开辟了新道路。“一带一路”倡议助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促进跨大洲协力合作进入新时代。
（二）落实“三大全球倡议”
人们普遍认识到，和平稳定、物质丰富、精神富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追求。发展是安全和文明的物质基础，安全是发展和文明的根本前提，文明是发展和安全的精神支撑。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三个维度指明人类社会前进方向，彼此呼应、相得益彰，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依托，是解答事关人类和平与发展重大问题的中国方案。
——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发出了聚焦发展、重振合作的时代强音，为破解发展难题、推进全球发展事业贡献中国力量。全球发展倡议，最根本的目标是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最核心的要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最重要的理念是倡导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最关键的举措在于坚持行动导向，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建全球发展共同体。
中国主持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提出落实倡议的32项重要举措，包括创设“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总额为40亿美元；启动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第三期南南合作信托基金，并将加大对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投入。两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响应，落实机制不断健全，务实合作逐步落地，共同应对粮食安全、减贫、能源安全等突出问题。全球发展促进中心顺利运转，全球发展倡议项目库不断扩大，200多个合作项目开花结果。同时，中方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推动建立全球发展知识网络，为破解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全球发展倡议，70多个国家参与在联合国成立的“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
中国坚持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发展。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14亿多中国人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意味着几乎再造一个相当于现有发达国家规模总和的市场，为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提供更多机遇。中国开创性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办好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重大展会。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制度型开放机遇，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实施外商投资法及相关配套法规、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等，持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
中国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力所能及地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帮助受援国提高发展能力。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同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儿童基金会、难民署、世界卫生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近20个国际组织开展合作，在埃塞俄比亚、巴基斯坦、尼日利亚等近60个国家实施了130多个项目，聚焦“小而美、惠民生”，涵盖减贫、粮食安全、抗疫、气候变化等领域，受益人数超过3000万人。积极推动并全面落实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在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中贡献最大，同19个非洲国家签署缓债协议或达成缓债共识，帮助非洲减缓债务压力。
中国坚定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已经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同2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1个自贸协定。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升金融标准和国际化水平，更好实现中国和其他国家利益融合。
——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目的是同国际社会一道，弘扬联合国宪章精神，倡导以团结精神适应深刻调整的国际格局，以共赢思维应对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风险挑战，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
2023年2月，中国正式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进一步阐释了倡议核心理念与原则，明确了倡议重点合作方向，并就倡议合作平台和机制提出建议设想，展现了中国对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担当、对守护全球安全的坚定决心。全球安全倡议是国际公共产品，服务的是全世界人民的利益，维护的是全世界人民的安宁。
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中流砥柱。坚持通过谈判协商方式处理同有关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以谈判协商方式同14个陆上邻国中的12个国家和平解决陆地边界问题，并完成中越北部湾海域划界。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是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30多年来，中国已派出维和人员5万余人次，赴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成为联合国维和的关键力量。中方累计派出45批100余艘次舰艇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为7000余艘中外船只护航。
面对此起彼伏的热点问题，中国始终致力于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推动朝鲜半岛、巴勒斯坦、伊朗核、叙利亚、阿富汗等国际地区问题解决。在乌克兰问题上，中方积极劝和促谈，先后提出“四个应该”“四个共同”“三点思考”的主张，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派出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同有关各方广泛接触和交流。在中国斡旋下，沙特和伊朗实现历史性和解，为地区国家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分歧、实现睦邻友好树立了典范，有力引领了中东地区“和解潮”。
中国积极致力于同各方开展反恐、生物安全、粮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在二十国集团框架下提出国际粮食安全合作倡议，推动通过《金砖国家粮食安全合作战略》。正式启用中国－太平洋岛国防灾减灾合作中心，是中国在倡议框架下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的又一有力行动。
——中国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全球文明倡议向全世界发出增进文明交流对话、在包容互鉴中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真挚呼吁，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精神动力。
中国召开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广泛开展双多边政党交流合作活动，推进形式多样的民间外交、城市外交、公共外交。持续深化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合作，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项目达43个。
中国举办中国意大利文化和旅游年、中国希腊文化和旅游年、中国西班牙文化和旅游年等30余个大型文化和旅游年（节），推动金砖国家文化部长会议等16个多边交流合作机制和25个双边合作机制不断发展，持续举办“阿拉伯艺术节”、“相约北京”国际艺术节等主场文化活动，“欢乐春节”连续举办二十余年，2017年在130余个国家举办约2000场活动，在全球举办“茶和天下”·雅集等品牌活动。推动“一带一路”文化和旅游交流，实施“文化丝路”计划，建立丝绸之路国际剧院、博物馆、艺术节、图书馆、美术馆联盟。同各国建立了约3000对友好城市（省州）关系。开展“你好！中国”入境游推广工作。
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三大全球倡议”，认为这体现了中国的全球视野和与日俱增的国际影响力，为当前人类面临的难题提供了综合性解决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高度契合，尤其呼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追求发展的心声；全球安全倡议秉持共同安全理念，重视综合施策，坚持合作之道，寻求可持续安全，为应对国际安全挑战贡献智慧；全球文明倡议倡导所有国家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有助于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
（三）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共同行动
中国提出一系列构建地区和双边层面命运共同体倡议，与有关各方共同努力，凝聚共识，拓展合作，为地区和平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中非命运共同体是最早提出的区域命运共同体，坚持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义利相兼、以义为先，发展为民、务实高效，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成为中国与地区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典范。中阿、中拉、中国－太平洋岛国等命运共同体建设蹄疾步稳，成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携手共进的生动写照。
周边命运共同体不断落地生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推进，中国－东盟合作在东亚区域合作中最富成果、最具活力、最有实质内容，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提高，高层往来频密，建立了近50个领域和机构的对话合作机制。澜沧江－湄公河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成果丰硕，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成功召开首届中国－中亚峰会、成立中国－中亚元首会晤机制，为地区和世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在双边层面，中国正在同越来越多的友好伙伴构建不同形式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同老挝、柬埔寨、缅甸、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蒙古国、古巴、南非等国家就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发表行动计划、联合声明或达成重要共识，同中亚五国双边层面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全覆盖，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实践成果喷涌而出，实实在在地推动了当地发展建设，促进了民生福祉。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生机勃勃、开放包容的体系。不同地理区域、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经济体量、发展阶段的国家，只要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就可以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加强合作、谋求共赢。中国将同越来越多的地区和国家携手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推动各国发展事业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应有贡献。
（四）为各领域国际合作注入强劲动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直指当今世界面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在卫生健康、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领域提出丰富主张，转化为具体行动，为解决世界性难题作出了中国的独特贡献。
面对肆虐的新冠疫情，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中国站在国际抗疫合作“第一方阵”，开展全球紧急人道主义救援，向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和支持。秉持疫苗公共产品“第一属性”，最早承诺将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最早支持疫苗研发知识产权豁免，最早同发展中国家开展疫苗合作生产。担当疫苗公平分配“第一梯队”，以自己的坚定承诺和实际行动为人类健康事业贡献中国力量。
面对混乱失序的网络空间治理，中国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联合国网络安全进程，支持联合国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成立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为全球互联网共享共治搭建平台。发起《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分别同阿拉伯国家联盟、中亚五国发表《中阿数据安全合作倡议》及《“中国+中亚五国”数据安全合作倡议》，推动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制定。推动完善深海、极地、外空等新疆域的治理规则，确保各国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在制定新疆域治理新规则时，充分反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
面对核安全全球治理的根本性问题，中国提出打造核安全命运共同体，坚定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秉持理性、协调、并进的核安全观。为应对不断上升的核冲突风险，中国推动五核国领导人共同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积极倡导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是唯一公开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核国家。
面对日益复杂的海上问题，中国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始终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同东盟国家签署和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持续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提出共建蓝色经济伙伴关系，加强海上互联互通建设。坚持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合作之路，同海上邻国积极探讨资源共同开发。
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挑战，中国先后提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等重要理念。中国积极推动经济发展转型，承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构建完成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中国建成了世界最大的清洁发电网络，贡献了本世纪以来全球25%的新增绿化面积，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超过6%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最多的国家。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倡导国际社会全面有效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尽己所能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与39个发展中国家签署46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培训约2300名气候变化领域的官员和技术人员。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主席国，全力推动会议成功举行，率先出资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推动达成“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无论是应对眼下的危机，还是共创美好的未来，各国都需要同舟共济、团结合作。面对深刻而宏阔的百年大变局，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吁各国秉持命运与共理念，充分沟通协商，共担治理责任，形成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广泛共识和一致行动，为人类迈向光明未来注入信心和动力。
结束语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和实践，已经在国际上凝聚起团结合作的广泛共识，汇聚起应对挑战的强大合力。展望未来，这一理念必将焕发出愈发鲜明的真理力量、更为彰显的引领作用和超越时空的思想伟力，为人类社会开辟共同发展、长治久安、持续繁荣的美好愿景。人类的前途是光明的，但光明的前途不会自动到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一个美好愿景，也是一个历史过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
实现这个美好愿景，信心和决心是首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同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帆风顺，需要付出长期艰苦努力，需要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相向而行。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也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
实现这个美好愿景，格局与胸怀是基础。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呼唤大胸怀。面对共同挑战，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各国只有加强协调和合作，把本国人民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统一起来，才能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前行。
实现这个美好愿景，担当与行动是关键。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赖于各国共同行动。各国应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积极做行动派、不做观望者，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促进和平、推动发展、完善治理，开展全球行动、全球应对、全球合作。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前方的路纵然曲折，但也充满希望。只要世界各国团结起来，共行天下大道，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方向，一起来规划，一起来实践，一点一滴坚持努力，日积月累不懈奋斗，就一定能够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①“五位一体”总体框架：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②建设“五个世界”的总目标：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全文丨思想殖民——美国认知战的手段、根源及国际危害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美国思想殖民的历史现实
1.1美国思想殖民的概念特征
1.2美国思想殖民的历史脉络
1.3美国思想殖民的现实面孔
1.4美国实施思想殖民的基础条件
1.5美国实施思想殖民的深层动因
第二章 美国思想殖民的实践体系
2.1战略体系：历史迭代与纵深拓展
2.2组织体系：多个主体勾连合谋
2.3价值体系：“普世价值”瞒天过海
2.4传播体系：多重渠道立体灌输
2.5内容体系：多种形态隐性渗透
2.6技术体系：数字霸权操控认知
第三章 美国思想殖民的影响危害
3.1侵蚀意识形态，颠覆他国政权
3.2嵌入认知楔子，挑拨地缘冲突
3.3摧毁精神独立，培育亲美势力
3.4强植西式道路，干扰自主发展
3.5瓦解文化自信，加剧文明冲突
结语：打破思想殖民枷锁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编写说明与致谢
前 言
思想领域的战争没有硝烟。
2025年初，随着美国政府宣布裁撤美国国际开发署、解散美国国际媒体署，这两家机构长期以来输出意识形态、推动思想渗透、操纵国际舆论、塑造他国认知甚至阴谋颠覆政权的活动不断曝光。国际社会一片哗然。
这次“自曝家丑”让世界看到的，只是美国全球思想战争的冰山一角。美国近百年来不遗余力推行的思想殖民活动，再一次暴露在聚光灯下。
自二战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以称霸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实力为基础，向全球输出意识形态，力图用美式价值观占领各国人民的大脑，重塑各国人民的认知，制造对“美国中心”的精神依附。
思想殖民是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基石。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说：“美国面临的关键问题不在于是否拥有21世纪最充足的资源供应，而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控制政治环境，使其他国家按照美国的意愿行事。”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更加直接地指出，“强化美国文化作为世界各国文化‘榜样’的地位，是美国维持霸权所必需实施的战略”。
美国思想殖民对世界和平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它侵蚀意识形态，颠覆他国政权；它嵌入认知楔子，挑拨地缘冲突；它摧毁精神独立，培育亲美势力；它强植西式道路，干扰自主发展。随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升级，美国思想殖民操作手法更隐蔽，攻击范围更广泛，更需要一切热爱和平的人们正视和警惕。
今天，随着“全球南方”加速觉醒，美国霸权走向衰落，世界进一步看清，美国炮制的价值体系背后，隐藏着自私、伪善与“双标”。种种变化表明，美国精心构建的思想殖民大厦根基开始动摇。
在这样一个重要节点，系统研究美国思想殖民的历史、实践与危害，有助于摆脱美国思想迷信、打破美国思想枷锁，帮助世界各国人民更好地维护文化主权，更好地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第一章 美国思想殖民的历史现实
美国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认为，“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不是征服和掌握经济，而是控制人的头脑”。美国通过解构目标国家群体认知、植入美式价值观，在“无形疆域”中实现思想殖民，从而构筑起其霸权体系的深层基石。
1.1美国思想殖民的概念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族解放运动席卷全球，众多民族国家如雨后春笋般独立，欧洲列强建立的全球殖民体系土崩瓦解，世界进入“后殖民”时代。作为新的全球霸主，美国发现，面对众多“觉醒”的民族主义国家，单单依赖政治宰制、经济支配、军事威慑等“硬权力”，无法建立和维持长久广泛的殖民统治，而通过文化和价值观等“软权力”，则能以更低成本获得更高殖民收益。
披上温情脉脉的面纱、让全世界“自愿”趋从趋附，这就是美国的“思想殖民”。与正常的人类思想文化交流不同，思想殖民是基于不平等、为了不平等的头脑控制。主要体现在：一是强制改造。由于实力地位悬殊，强权国家往往利用霸权地位，强行在目标国家植入自身价值理念，同时选择性地清除特定原生文化和思想。这种强制性的思想改造，常常导致目标国家出现严重的认同危机、文化失语和价值混乱。二是恶意操纵。为了达到“驯化思想”的目的，强权国家常常罔顾道义，在目标群体中灌输服从意识，大量培育依附势力，瓦解精神独立。三是隐蔽渗透。强权国家的思想文化输出往往被包装为“先进理念”“文明进步”等貌似合理的形态，通过文化产品、教育体系、学术交流等隐蔽渠道，潜移默化影响目标对象认知。四是长期侵蚀。思想认识的改变是缓慢的、渐进的。思想殖民往往也需要长周期、持续的日常渗透，甚至漫长的代际传递，才能达到再造思想、重塑认知的目的。
“思想征服”一直是帝国统治者们的理想。回顾历史，不同时期的殖民统治者都曾尝试通过国民教育、推广语言、重构历史、编撰典籍等手段，在被征服地区输出思想文化、统一价值观念，为长期控制清除文化障碍、建立思想基础。但是，由于历史条件所限，思想殖民只是在一定空间和时间范围内存在过。在物质和精神交流交融交锋的全球化浪潮中，积累了丰厚资源和强大实力的美国最终站在了思想殖民的历史“潮头”。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通信技术快速发展、专业媒体机构大量涌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取得新突破、资本和技术流动出现全球化趋势，为信息和知识的全球传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使美国思想殖民驶上快车道。
作为战后国际体系的主要缔造者之一，美国一方面向世界输出美国政治经济制度、“民主”“自由”等美式价值观，一方面有目的、有意识地解构非美国思想、压制他国本土文化，着力营造对美国的精神依附和服从意识。一边扩张性“建构”，一边毁灭性“解构”，美国两手花样不断，思想殖民的“成效”也远远超过之前的任何殖民帝国。
1.2美国思想殖民的历史脉络
透过美国思想殖民的大致脉络，可以大致勾勒出其思想殖民的历史演进过程。
萌芽：大陆扩张阶段（18世纪末—19世纪末）。独立后的美国以“天定命运”为思想基础，在美洲大陆迅速扩张领土，通过西进运动、美墨战争等一系列行动，领土在百年间扩张十余倍。门罗总统发表“门罗宣言”，以“反对欧洲干涉”“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为旗号，把拉丁美洲纳入美国势力范围。
奠基：全球崛起阶段（20世纪初—20世纪中期）。美国国力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快速增强，放弃“孤立”政策积极参与全球事务，向世界输出诸多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经济思想。威尔逊总统提出“十四点计划”和建立国际联盟的构想，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共同签署《大西洋宪章》确立了二战之后构建国际体系的基本原则，罗斯福总统提出“四大自由”成为国际人权体系的理论基石。此时，美国的思想输出为其日后全面推行思想殖民奠定了历史基础。
成形：美苏对抗阶段（20世纪中期—20世纪末）。在美苏对抗中，美国逐渐露出思想殖民的獠牙。美国“马歇尔计划”将经济援助与社会制度选择捆绑，以意识形态划线，打造出资本主义“自由世界”国家阵营，并扛起“领袖”大旗，对抗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美国组建并不断完善专门的国家宣传机构，以公开宣传、思想渗透、文化外交、学术资助等方式，大量传播反共信息，拉拢亲美精英，培育反共势力，鼓励社会主义国家民众投奔“自由世界”。
推进：美国独霸阶段（20世纪末—21世纪初）。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制度风靡全球。“华盛顿共识”及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广泛传播，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9·11”事件之后，美国将“反对恐怖主义”塑造为全球议题，掀起“反恐”运动。在此期间，从克林顿政府将“扩展民主”作为外交支柱，到小布什推行“自由议程”，以美式民主自由为核心的思想殖民持续深入推进。
升级：霸权焦虑阶段（21世纪初—至今）。美国霸权遭遇挑战，国内党争不断、社会撕裂加剧、民粹主义走强。从推出“巧实力外交”，到打造“民主国家峰会”，再到提出“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等口号，美国不断加强和升级思想殖民战略。美国借助对新技术平台和前沿认知技术的掌控，持续加强对社交平台的意识形态管理，以“打击虚假新闻”“控制外国影响力”等为借口，操控社交平台上的信息流动，主导全球认知塑造。
1.3美国思想殖民的现实面孔
美国开展思想殖民活动时有黑色、白色、灰色等不同“脸谱”，可以根据不同情形和现实需要，灵活调配出不同“色调”进行伪装。
白色传播。白色传播构成了美国思想殖民最显性的层面，它以公开透明、官方背书的方式运作，传播可被公众知晓和验证的信息，旨在塑造正面国家形象并推广其价值观。这类活动一般直接由国务院、文化机构等官方或半官方实体执行，如美国新闻署（后为国际媒体署）长期运作的“美国之音”（VOA）、富布赖特学者交流计划、风靡全球的好莱坞电影以及政府高调的外交声明等。白色传播的核心策略是将美国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产品包装成具有普世吸引力的“现代文明标杆”，其重要价值在于其表面上的可验证性和正当性，为美国的全球领导力披上了文明开放的外衣。
黑色传播。黑色传播代表着思想殖民最具隐秘性、欺骗性和侵略性的一环，通常由情报和军事部门在高度机密状态下执行，其核心特征是秘密行动，包括但不限于虚假信息传播、情报搜集、网络攻击等。这类活动旨在干扰目标受众认知、操纵特定议题舆论、破坏敌对国家稳定，以获取战略优势，其存在和源头通常被官方断然否认。中央情报局（CIA）是美国黑色传播的主要执行者，其历史悠久的“知更鸟计划”曾系统性地收买或影响国内外记者以操控报道和舆论。在数字时代，黑色传播手段更为复杂，2013年斯诺登曝光的“棱镜”计划就揭示了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对包括盟友在内的全球数十亿民众及政要进行的大规模监控。黑色传播是认知战场上的“暗箭”，它无视国际规则和道德约束，是美国为实现战略目标部署的终极秘密武器。
灰色传播。灰色传播游走于“黑”和“白”之间的模糊地带，其特点是半公开性、来源模糊化和一定程度的欺骗性。这类活动通常由美国政府通过企业、非政府组织等第三方机构间接实施，以规避官方责任并制造“民间自发”的假象，其目的在于隐蔽地影响目标国舆论、塑造政治议程或支持特定团体，同时为美国保留“不干涉内政”的辩解空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是执行灰色传播的典型工具，名义上是独立非营利组织，但主要资金来自国会拨款。它通过旗下核心机构在全球资助媒体、智库、公民团体和政治活动，如为媒体提供资金，支持特定倾向的报道、放大社会矛盾等。灰色传播利用信息的不透明性，可以在否认干预的同时有效达成渗透目的。
“黑白灰”多张面孔相互配合，共同服务于美国的战略利益。这种多层次、立体式的结构设计，能够根据不同目标和环境，灵活选择传播手段，从而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
1.4美国实施思想殖民的基础条件
如果说美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霸权地位，是其思想殖民的“硬性前提”，那么语言文化、话语叙事、大众媒介、学术研究等方面的便利条件，则是其“软性基础”。
坐享“世界语”红利。语言是推行思想殖民的基本工具。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家亨廷顿认为：“语言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世界权力的分配。”17—19世纪，英国通过全球殖民将英语强制推行至美洲、南亚、非洲等地，成为这些地区的行政与教育语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凭借经济、军事、科技及大众文化优势，倾力向世界推行英语，使得英语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成为全球通用语言。受霸权思维惯性影响，不少美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如果世界趋向一种共同语言，应该是英语。如果共同的价值观正在形成，它们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
主导国际话语权。叙事主导是美国推进思想殖民的关键。凭借其在经济、技术以及网络传播体系中的话语霸权，美国主导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强化其软实力建设。借助话语权优势，美国不断地美化自身，同时极力妖魔化他者，制造出“民主”与“独裁”、“自由”与“专制”、“市场经济体”与“非市场经济体”、“反恐国家”与“支恐国家”等对立阵营，以此把持对世界各国的形象塑造权。
占据传播制高点。谁控制了信息流动的阀门，谁就能掌握认知塑造的主动。马克思曾说，用宝剑实现的征服，将用电报和报刊来巩固。今天，美国拥有数量众多的新闻媒体机构、实力强大的大型跨国传媒集团、基于互联网的社交媒体平台以及众多新型互联网科技巨头，牢牢把持着全球新闻信息传播的渠道和平台。在传统媒体时代，“美国主流媒体的镜头摇到哪里，安理会的议程就讨论到哪里”；在数字时代，借助脸书、X、优兔等社交平台，美国实现了“算法到哪里、流量到哪里，议题和认知就到哪里”的舆论操纵。
垄断知识生产标准。二战后，美国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开展知识生产，吸引了全球众多优秀人才，创办了大量知名大学和科研机构，构建起完备的知识生产和自主创新体系，推出大量影响深远的研究成果，迅速成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超级大国”。时至今日，美国和西方国家在全球学术研究和出版、知识传播、技术创新等领域依然占据主导性地位，借助对知识产权、评价标准的垄断，对非西方国家知识进行系统性排斥。牛津大学教授西蒙·马金森认为，美国在高等教育、学术研究和知识生产上行使着非同寻常的全球霸权，“知识和大学教育的美国化维持着一个美国化的全球社会，并在一个相互促进的进程中支持美国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和军事上的主导地位”。
1.5美国实施思想殖民的深层动因
美国思想殖民旨在巩固文化强权，以此强化政治霸权、维护经济特权。
巩固文化强权。思想殖民在全球范围拓展美国文化强权，灌输对美国意识形态的认同。作为思想殖民者，美国极力自我美化，为其价值理念披上“普世”外衣，变“民族性”为“普世性”、化“国家利益”为“国际道义”，最终将“文化殖民”伪装成“价值引领”。美国把自己打扮成美好价值的“践行者”“代言人”“卫道士”，无非是巩固美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中心地位，塑造对美“认知崇拜”，培育对美“认知依附”。
强化政治霸权。美国思想操控和塑造认知的根本目的，就是将符合美国利益的规则转变为普遍接受的国际制度、国际秩序，并保证自身能够永久享有各种特权。美国对待国际规则的态度是“合则用，不合则弃”，暴露了其宣称的“思想”是假，背后的“霸权”是真。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美国主导下，世界各国签署《联合国宪章》、成立联合国，逐步确立诸多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搭建起当今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基本框架。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一直试图将联合国及其代表的国际体系转变为维护西方主导地位尤其是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重要工具。近些年来，随着全球南方集体崛起，美国发现这一体系对自身特权的束缚越来越明显，于是鼓吹“例外论”，四处“退群”，把美国从国际社会普遍遵守的共同规则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同时抛出“优先论”，直接把美国利益放置于其他国家之前，而且推广“长臂管辖”实践，公然把美国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
维护经济特权。回顾历史，美国屡屡通过“思想殖民”为侵略和掠夺行为做好舆论铺垫、披上“合法外衣”。19世纪末，赫斯特报业集团配合美国扩张需求，渲染西班牙在古巴的“暴行”，为发动美西战争及随后抢占加勒比市场制造舆论。20世纪70年代，美国借媒体渲染“阿拉伯石油武器威胁论”，推动建立“石油美元”体系，将美元霸权与全球能源贸易绑定。2019年，美国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在玻利维亚煽动民众，舞动“民主”之剑推翻左翼政府，意在攫取全球最高储量的锂资源。今天，美国沿用“舆论先行”策略，以“国家安全”名义打压华为、TikTok等中国企业，无非是为美企争夺全球市场扫除障碍。
第二章 美国思想殖民的实践体系
美国思想殖民活动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和清晰的战略布局，逐步形成了一套完备的体系支撑。
2.1战略体系：历史迭代与纵深拓展
美国思想殖民是在强烈的战略意图和清晰的战略布局下开展的，几经历史迭代，已经形成了包括宣传战、信息战、思想战、认知战等在内的多维立体的战略体系。
（一）媒体宣传与“宣传战”
从两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主要利用报刊、广播媒体“向全世界讲述美国故事”，创办“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自由欧洲电台”等外宣媒体，同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开展长期的宣传战。在顶层设计上，从战争新闻办公室到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国家心理战略委员会，宣传职能不断扩大升级；在传播渠道方面，加大对外宣广播和报纸等的投入；在内容叙事方面，聚焦于宣传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和“繁荣”，攻击苏联“专制”下的腐败与贫穷。
（二）信息控制与“信息战”
20世纪70年代前后，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介迅速发展，推动美国信息传播结构深刻变革。“信息控制—认知”逐步取代“宣传—认知”范式，成为新的主流传播理论。社会心理学、博弈论、知觉现象学等理论被引入国际战略形势分析和政治决策过程，构建起新的国际政治理论框架，推动美国国家安全观念发生重要变化，其思想殖民也随之进入了信息控制与“信息战”阶段。“信息战”成功案例之一，是美国在20世纪80—90年代成功将日本塑造为美国自身经济问题的“替罪羊”，为美国政府逼迫日方签订半导体协议、广场协议等创造了舆论条件。这一阶段的核心理念，就是通过信息供给、信息干扰、信息剪裁、信息屏蔽、信息阻断等手法，影响甚至塑造舆论，进而实现信息控制的战略目标。
（三）战略传播与“思想战”
“9·11”事件后，美国在全球发动反恐战争，并以“打击恐怖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为名，开始以国家外交、安全、军事和宣传体系为基础，构建战略传播体系。2010年，美国政府在《国家战略传播构架》报告中指出，要通过公共事务、公共外交和信息运作等多重手段，针对特定受众精心设计传播和接触活动；在美国及全球推进“普世价值”是美国四大战略利益之一；“我们的安全必须依赖于我们对普世价值的不懈追求”。以此为标志，美国对外传播活动进入战略传播阶段。通过“颜色革命”推翻埃及穆巴拉克政府，是这一时期美国“思想战”的成功案例。调动一切国家资源推动“普世价值”渗透，打赢“思想战”，成为美国思想殖民新的重要目标。
（四）认知塑造与“认知战”
改变受众的情感、态度与行为一直是美国新闻传播、广告宣传等工作的重要目标。“认知战”概念也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出现。但是，直到本世纪初，随着心理科学、神经科学、脑科学、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研究取得突破性发展，“塑造认知”才真正成为具有现实意义的战略目标。2016年后，美国政府将认知战升级为基于脑科学和神经科学研究的新战域，强调大脑将成为战场的一部分。202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认知战提升到与物理层面作战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标志着认知域完全独立。2023年，美国国会的一系列报告再一次聚焦认知安全。就这样，以技术驱动认知操控，成为美国思想殖民的新手法。
同以往思想殖民手法不同的是，“认知塑造”高度依赖新技术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社交网络和认知科学等，使精准影响目标受众的认知成为可能。“认知塑造”目标直指“制脑权”，试图通过重构认知，从根本上改变对手或目标受众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
“认知塑造”实施过程更加隐蔽和灵活，能根据目标和场景迅速调整策略。社交媒体是当前美国开展“塑造认知”活动的重要空间。数据显示，美军中央司令部长期在X平台运营大量阿拉伯语虚假账号，2017—2022年间发布超10万条信息，这些账号被列入“白名单”，享有优先推荐权。近年来，深度伪造技术的广泛应用，为美国开展认知战创造了新的便利条件。2020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开发“深度伪造”工具，可生成逼真的领导人视频。在委内瑞拉危机中，伪造的马杜罗“辞职演讲”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
2.2组织体系：多个主体勾连合谋
与对外传播的运作方式一致，美国思想殖民在组织上也呈现多中心勾连、多主体合谋的特点。
（一）政府主导
美国庞大的国家宣传机器是思想殖民活动的组织指挥中枢。从一战末期成立的公共信息委员会，到二战后陆续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情报局和美国新闻署等国家机构，都直接或间接参与思想殖民活动。今天，在美国政府主导下，美国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相关决策机构会定期举行会议，根据情报系统提供的信息，拟定特定主题和行动目标，调度和整合各类资源，通过讨论议案、出台法案、颁布禁令等官方手段，共同为思想殖民服务。
21世纪以来，美国政府围绕认知战进一步完善思想殖民战略框架。一是出台系列文件，强调“战场塑造”“观念影响”“战略叙事”等认知理念，把“认知域作战”提升到与物理层面作战同等重要程度。二是进一步加强认知规律研究，以打击虚假信息和防止干扰选举两项工作为基础，组建了多个“影响力行动”研究部门，分析外国影响力如何改变美国民众认知、美国又该如何应对外国恶意影响等问题。三是强化机构建设，增强作战能力。2016年12月，美国政府发布《波特曼—墨菲反宣传法案》，为国防部拨付额外预算成立反宣传中心，通过进一步加大政府力量投入来强化意识形态工作。如今，国务院政治军事事务局、对外援助办公室、国会和公共事务办公室、网络空间数字政策局等部门，都被赋予了开展思想渗透与认知研究的职能。
2025年，美国政府裁撤美国国际开发署、解散美国国际媒体署，但无论具体部门设置如何调整，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美国都不会放弃思想殖民。
（二）社会联动
在美国政府主导之下，媒体机构、智库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各类社会主体积极参与舆论操控和认知塑造，形成思想殖民合力。一种常见的套路是，政府首先通过智库等第三方机构进行理论包装和调查铺垫，并提出政策建议，随后借助媒体炒作、专家背书、政客呼应，将利益集团的意图伪装为“社会共识”，再以民意之名推行政策、采取行动。
媒体是思想流动的渠道，也是思想博弈的舞台。通过有意识地调控不同群体的发声“音量”、信息“流量”，美国媒体向国际社会输出美国意识形态，宣扬自由世界的美好、批判“专制”国家的罪恶，营造完美的美国形象，唤起全世界对美国的向往。
非政府组织是关键的幕后推手。成立于1983年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名义上是独立的非营利组织，但实质是美国政府的“白手套”，其主要资金来自美国国会拨款，主要目标是通过资助政治组织、媒体和公民社会团体，推动全球民主发展，塑造对象国及其民众的认知。前些年中东欧地区的“颜色革命”、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之春”、中国香港的“占中运动”，都与该组织密切相关。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并非个例，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NDI)、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IRI)、人权观察、自由之家等也都以类似模式进行操作。
智库是活跃在台前的中坚力量。近年来，众多智库在美国政府的授意下，通过炮制概念、抛出命题、发布报告等方式，为美国政府发起的舆论战、认知战提供弹药。为了扩大影响、博取眼球，他们甚至不惜用上深度伪造、木马病毒等技术手段，打造各种“重磅思想武器”。
（三）盟友协作
美国依托共同价值观建立同盟体系。“价值观联盟”强调与同盟国家的合作与协调，针对共同的敌人发起舆论声讨、思想围剿和规则封锁。2022年初，美国与北约、澳大利亚、日本联合提出，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网络认知战合作体系。
在围绕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国际博弈中，美国利用“互联网无国界”“信息自由流动”等西方国家共同接受的主张，把欧盟、英国、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友团结在身边。同时，高举“打击虚假信息”大旗，在世界领导人“民主峰会”、七国集团峰会、北约峰会等场合，积极拉拢“志同道合”的盟友伙伴，全力谋取互联网标准界定权、规则制定权和治理主导权，借此打压俄罗斯、中国等所谓的“专制”国家。
“五眼联盟”合作机制是美国思想殖民活动重要的情报来源之一。在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支持下，美国广泛获取情报信息、炮制认知弹药。不仅如此，“五眼联盟”还以情报披露、道德谴责、法律问责、联合制裁等方式，共同向对手发起认知进攻。
2.3价值体系：“普世价值”瞒天过海
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以及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等一系列美式价值观是美国意识形态的核心，也是美国思想殖民重点推销的内容，被美国美化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认识到，包装精美的美式价值观背后，其实是以维系美国霸权为目标的思想侵入和认知操控。
（一）民主、自由、平等、人权
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社会追求的共同价值目标。但美西方国家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最美好的制度，只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才能保证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观的实现。但事实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服务于私有制和少数人，这些价值观必然流于表面、无法摆脱虚伪本质。美国的自由、平等被资本特权所侵蚀，长期将非洲裔、印第安人、妇女等群体排除在外，即使在民权运动后，系统性种族歧视、阶层固化等问题依然突出。美国的民主也早已被证明是金钱的民主、资本的民主、少数人的民主。而美国所谓的人权，近年来则被黑人歧视、移民歧视、性别歧视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击得粉碎。尽管如此，美国还是频繁以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挑起地缘冲突，维护美国霸权。
（二）美国梦
“美国梦”一度是美式价值观最为集中的体现。历史上，美国无数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作家都不遗余力地编织“美国梦”，使人们相信，美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平等、自由、民主的国度，以为在美国只要经过努力奋斗，任何人都能获得美好生活、实现自己的梦想。两百多年来，“美国梦”吸引了无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放弃故土，历经千辛万苦来到美国，希望在这片“公平公正”的土地创造自己的价值。然而，美国社会严重的贫富分化、种族歧视和阶层固化等现实不断戳破这一幻象。人们发现，在这个金钱至上的社会里，那些通过个人奋斗实现阶层跃升和物质富足的成功案例，不过是被无限放大的“幸存者偏差”。“美国梦”是裹着糖衣的认知操控工具，是美国价值观输出的鲜亮包装。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益普索民调机构2024年1月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梦”仍存在。
（三）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也是美式价值观的重要招牌之一。尽管“言论自由”被明确写入美国宪法修正案，但在现实中，政党纷争、集团利益却在不断假言论自由之名，行损坏言论自由之实。美国民众没有感到真实的言论自由，并且日益看穿和厌倦政客们虚伪的口号和许诺。美国奈特基金会2022年发布《2020年后美国的言论自由》调查报告，被评为“代表了现有关于言论自由最全面的民意研究”。这份报告指出，政治极化和政党纷争已严重削弱美国的言论自由，在政治议题上体现得尤为明显。2022年3月，《纽约时报》发表社论《美国存在言论自由问题》，指出美国社会正陷入左派和右派相互攻击的循环怪圈，美国的言论自由已是明日黄花。在国际上，美国经常打着“言论自由”的幌子操控国际舆论，为其对外政策增添“合理性”和“道德感”。利用言论自由大搞双重标准，释放烟雾弹，声称其他国家散布“虚假信息”，而自己则发布各种真正基于虚假信息的歪曲抹黑报告。2022年5月4日，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兰德·保罗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你知道谁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虚假信息传播者吗？美国政府。”
2.4传播体系：多重渠道立体灌输
凭借先进的全球新闻信息传播体系，美国全时空、全天候地向全世界散布美国的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使美国的思想殖民无孔不入、无远弗届。
（一）传统新闻媒体机构
建国以来，美国培育出一批历史悠久、实力强大、影响广泛的新闻媒体品牌。美联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美国三大电视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福克斯新闻网等媒体都是国际舆论场举足轻重的角色。今天，全球传播格局历经多次重大演变，美国国内媒体格局也几度洗牌，但这些老牌媒体依然影响力不减，是美国设置国际议题、引导国际舆论的有效工具。在重大国际事件传播中，美国媒体利用同政府和军方的亲近关系，往往能率先获得、甚至独家垄断消息源，赢得传播优势。
（二）跨国文化传媒集团
美国还有一大批业务广泛、资本雄厚、影响强大的超大型跨国综合性传媒集团，控制着全球出版、影视、娱乐等文化产品生产和传播，是美国思想殖民的重要工具。1996年美国修改《电信法》放松媒体所有权管制，媒体行业出现大规模收购和兼并浪潮，资源迅速集中到几家大型集团手中。近30年后，美国90%的传媒公司被通用电气、新闻集团、迪士尼、维亚康姆、时代华纳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这6大传媒集团控制。这些大型媒体集团依靠强大资金实力，实现了对信息采集、内容制作、分发传输到广告营销的全链条控制，其所掌握的媒体资源覆盖电视、报纸、广播、印刷、影视、流媒体等领域，坐拥全球庞大用户群体。
（三）互联网新传播平台
美国的传播优势还进一步体现在对基于互联网的传播媒介、平台和公司的把控上。美国通过对全球互联网根服务器、全球域名等资源的控制，主导着全球国际互联网的整体运行。通过法律等多种手段，美国政府牢牢把控本土互联网科技巨头，掌握着海量网络信息的“生杀大权”。脸书、X、优兔、照片墙等全球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平台，为美国用算法和谎言编织信息茧房、塑造用户认知提供了新空间新便利。据美国南加州大学的一份报告显示，在X平台上，有9%—15%的活跃用户是社交机器人，制造和传播大量虚假信息。
2.5内容体系：多种形态隐性渗透
美国资本在全球各地组建跨国企业、掌握学术机构、操控媒体集团，把美国生活方式、价值理念、审美标准植入各种文化产品中推向全世界。
（一）创造流行文化“吸引大众”
通过构建流行文化产业链，美国将意识形态渗透融入娱乐消费，形成覆盖影视、游戏、商业品牌的大众文娱网络。二战时期美国战时信息局负责人埃尔默·戴维斯指出：“将宣传思想注入大多数人头脑的最简单途径，是让这一思想以娱乐电影为媒介，在人们尚未意识到自己已成为被宣传对象时达到宣传目的”。
为使美国民众支持参战，罗斯福总统任命了美国政府与电影界间的协调员，以便美国政府直接介入好莱坞电影的制作，并不断加强对电影内容的监管和指导。二战结束后，美国借助“马歇尔计划”，利用好莱坞电影在德国、意大利等国进行意识形态传播；在法国、英国等战胜国，以经济援助为条件，强迫其开放本国电影市场，协助好莱坞电影占领当地市场。在此后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占据世界70%以上份额的美国电影一直是其思想殖民的重要手段。众多以“英雄主义”为内核的电影将美国塑造为“世界秩序捍卫者”的“正义形象”，引导观众对美国军事力量产生敬畏感。“9·11”事件之后，好莱坞电影又成为美国反恐战争宣传利器，好莱坞和军方甚至结成了互惠互利、各取所需的“军事—娱乐”复合体。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电子游戏也成为美国操纵思想的重要工具。由美国军方主导、耗资超3000万美元打造的《美国陆军》系列游戏，以模拟军事实战为核心玩法，吸引全球约2000万游戏玩家。这种“淡化战争残酷本质、将军事与娱乐界限模糊化”的叙事模式，使玩家在娱乐中接受“美军行动天然正义”的预设。此外，变形金刚等玩具IP通过影视联动构建“正义对抗邪恶”的叙事框架，宣扬美国价值观优越性；可口可乐、麦当劳等品牌则以“美式生活”为载体，通过全球化扩张消解本土文化认同。
（二）主导学术教育“培育精英”
为了推动美国思想在全球各地落地生根，美国凭借自身在各个学科发展中的领先地位，通过教育培训、学术交流、研究资助、教师派遣等方式，向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知识精英传播和灌输西方知识体系和文化精神，在精英人群中培育起数量众多、分布广泛的“亲美”群体。
美国很早就把文化交流作为“对外政策的第四维”。从1948年开始，美国政府就花费巨资推出“富布赖特项目”，资助世界各国的大学生、学者、文化精英和学术团体到美国学习、访问和研究，被视为“对美国国家长远利益投资的典范”。到20世纪末，该项目资助的各国学者已超过25万人，覆盖140多个国家和地区。许多人回到本国后进入政府、议会、高校和军队等担任要职，大力传播美国的文化意识形态，甚至成为当地反对派的中坚力量。
美国还长期把持学术理论建构和评价指标制定，全面诱导各国知识精英“向西看”“向西学”，跟着西方走。冷战结束前后，在国际垄断资本助推下，美国不断向国际社会输出后工业主义理论、货币主义理论、“休克疗法”等理论，误导苏联等国经济走向崩溃。今天，美国及其盟国仍然控制着世界顶级核心期刊名录、世界大学学科排名的话语权，以西方标准主导全球知识生产体系。
（三）操控话语叙事“自我美化”
自我美化和污蔑他者，是美国思想殖民中最为常见的两套话语叙事。对待自我和对待他者坚持“双重标准”，则是思想殖民最重要的叙事逻辑之一。
自我美化。通过话语操控，美国在自己的历史中植入了许多完美“神话”。在美国重要的教学纪录片《美国：我们的故事》里，北美大陆被描绘成“充满机遇的终极之地”和“一块蕴藏着巨大未开发财富的大陆”，而第一批殖民者则是“勇敢无畏的先锋与开拓者”，他们“为争取自由而斗争，将梦想变为现实，用奋斗造就一个国家”。但硬币的另一面，殖民暴行、战争罪行和种族灭绝，统统被淹没在这“光鲜亮丽”的叙事中。话语操纵还为美国全球扩张定制出漂亮借口。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世界列强磨刀霍霍瓜分中国之时，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要求“所有国家在中国享有平等的商业和工业贸易权”，把追逐远东霸权的战略隐藏在冠冕堂皇的道义旗帜之下，让其他列强甚至中国当局都无法从根本上予以拒绝。“门户开放”把美国自身的外交政策上升到“国际道义”的高度，是其通过话语建构维护自身利益的典型例证。
污名他者。美国操控的话语工具还对“他者”展开污名化叙事，建构野蛮、专制、集权与亟待拯救的反面形象。冷战期间，为了从制度上否定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美国称共产主义为“红色殖民主义”，贬斥苏联为“世界战争的贩子”，给古巴贴上“极权国家”“警察国家”“流氓国家”“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等标签。冷战后，美国继续渲染意识形态对立，构建“民主—威权”的对立叙事，将非西方制度的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描绘成“压制自由”“侵犯人权”的“专制政权”，对伊朗、伊拉克和朝鲜冠以“邪恶轴心”称谓，将中国的和平发展污名化为对“基于规则（实为美国主导的）的国际秩序”的“威胁”。
双重标准。用“双重标准”解释和处理国际问题，是美国最为典型的政治策略之一，也是美国思想殖民中最重要的叙事逻辑。比较典型的案例是，美国自己拒绝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却指责他国违反公约；自己拒绝签署多项人权条约，却对各国人权事务指手画脚；自己肆无忌惮地利用技术优势监控全球，却把“危害网络安全”的帽子扣到他国头上；自己放松监管酿成金融和经济危机，却对外转嫁后果与责任。这些双重标准的所作所为，已为国际社会所洞悉。
2.6技术体系：数字霸权操控认知
从无线电波、模拟信号到数字互联网，直至当前人工智能引领的新一轮传播革命，美国始终凭借其对先进传播技术的垄断优势，用“硬实力”巩固“软权力”，用技术霸权推进思想殖民。
（一）垄断通信基建
美国及其盟友长期垄断全球核心通信基础设施，构建了覆盖全球的信息传输骨架，成为操控全球信息流、实施思想殖民的物理基础。1920年，美国发起并主办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首次无线电国际传播会议，开始主导无线电通信领域技术标准和话语权。此后，美国及其盟友一直掌握现代通信技术先发优势，建设、运营和掌控着全球主要的通信卫星、海底电缆与陆地光纤等通信基础设施。近年来，在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其商业代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计划在太空搭建由约1.2万颗卫星组成的“星链”网络以提供互联网服务，实现由美国技术主导的新一代“全球卫星互联网通信系统”。
凭借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垄断地位，美国选择性切断或干扰目标国家与国际社会的信息通道，塑造对其有利的单一叙事环境，压制异己声音。1999年，北约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批准对南联盟悍然发动袭击。其间，为阻断南联盟的国际发声渠道，美国向欧洲通信卫星有限公司（Eutelsat）施压，令其停止传输塞尔维亚广播电视（RTS）的卫星节目，随后以色列的阿莫斯一号卫星也停止播出南联盟电视信号。在近年俄乌冲突中，美国也凭借对各类通信基础设施的掌控权，一边对俄罗斯媒体“全面封杀”，一边利用“星链”卫星保障乌方对外发声，引导全球舆论走向。这种对通信渠道的强力控制，是美国思想殖民得以实施的关键保障。
（二）挟制社交平台
社交媒体与数字平台的兴起，打破了大众传播的传统模式，也开辟了美国思想殖民的新领域。凭借谷歌、元宇宙、X等数字巨头的垄断地位，美国牢牢控制着全球网络空间的关键话语平台。这些平台以算法技术为底层运行逻辑，能够基于海量用户行为数据进行精准画像和深度分析，从而实现内容的个性化推送。这一特性在提高信息分发效率的同时，更被美国战略性地用于定向传播其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引导甚至操控国际舆论、塑造特定群体认知，服务于其思想殖民的整体目标。
2022年斯坦福大学与社交媒体分析公司格拉菲卡（Graphika）联合发布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上，存在冒充独立媒体或虚构人物的账号网络，通过欺骗性宣传手段在中东、中亚等地区传播亲美叙事，并对俄罗斯、中国、伊朗等国进行舆论攻击。与此同时，为了保持“单向输出”模式，防范“敌对思想”反扑，美国还以无差别限流、内容审查、封禁账号等方式，对目标国家的媒体及个人账号进行围堵噤声。2023年，X平台就曾被揭露每天都会收到美国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等政府机构提供的封禁名单，并以“传播负面信息”为由封禁大量所谓“由他国政府主导”的社交账号。
（三）垄断认知科技
面对未来竞争，美国正积极将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前沿认知科技纳入思想殖民的战略体系，并不断推进其军事化进程，以巩固并增强自身在思想领域的强势地位，抢占人类认知竞争的制高点。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前后启动并拉拢盟友参与算法战项目，并与谷歌等科技企业建立合作，以人工智能算法支撑智能化认知战；在生物科技领域，美国及其盟友加快推进神经科学和技术研究，大规模开展植入芯片的脑控实验，企图实现对敌方人员的认知干预与行为控制，为更深层次的认知操控奠定基础。
同时，美国还频频将技术问题高度政治化、武器化、意识形态化，通过“芯片联盟”“清洁网络计划”等构建排他性的科技“小圈子”，构筑起新型技术霸权。2021年发布的《关于美国供应链的行政令》规定，将以“共同价值观为前提，加强与盟友在供应链弹性方面的合作”，并“强化对供应链的安全审查”。同年，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建立新兴技术联盟，以抵御所谓技术恶意使用和“数字威权国家”的影响。这些计划或行动以维护“共同安全”“共同利益”为幌子，实则是美国凭借自身技术优势对其他国家实施的系统性技术封锁与打压，意图垄断未来认知塑造的技术制高点和规则制定权，为其长久的思想殖民打造坚固的“护城河”。
第三章 美国思想殖民的影响危害
文化思想的传播交流，有助于推广进步的理念、知识和技术。不可否认，美国的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在一定时空条件下具有开创性、进步性，对人类社会发展起到过积极作用，但纵观美国历史、统观美国言行，始终无法摆脱丑陋而腐朽的“殖民主义”内核，给世界各国带来的灾难无法计数。
3.1侵蚀意识形态，颠覆他国政权
意识形态入侵是美国思想殖民的重要方式。美国善于在敌对国家植入美式价值理念，达到瓦解共识、扰乱人心、制造分裂，直至和平演变、颠覆政权的目的。
针对苏联的和平演变就是从思想渗透开始的。美国通过电影、电视、广播、书籍等媒介，将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灌输给前苏联民众。苏联年轻一代和知识分子阶层逐步接受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社会内部凝聚力受到严重侵蚀。同时，美国还支持和资助苏联境内的反对派力量，包括政治异见者、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等，为他们提供资金、庇护和宣传平台，帮助他们在苏联内部建立反对阵营。这些反对派力量通过出版书籍、发表文章、组织集会等方式，丑化苏联党政形象、黑化苏联历史，令人民失去精神依托。美国还通过各种渠道接触、游说甚至贿赂苏联高层官员和知识分子，改变他们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使他们开始怀疑并批判社会主义制度，逐渐转向支持西方的民主和自由价值观。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政治多元化、经济市场化、思想自由化等。然而，这些改革措施不仅没能帮助苏联走出困境，反而加速了内部分裂和动荡，最终导致苏联走向分裂和解体。
尝到了思想殖民“不战而胜”的甜头后，美国越发肆无忌惮、变本加厉。美国作家威廉·布鲁姆在《民主：美国最致命的输出艺术》中指出，二战结束以来，美国试图推翻50多个外国政府，粗暴干涉至少30个国家的选举。莫斯科国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安德烈·马诺伊洛认为，因“颜色革命”引发政变后，民众可能会对掌权的傀儡存有幻想，将其视为“改革者”和“英雄”。但幻想终会幻灭，国家将继续陷入政府倒台、经济凋敝、治安恶化等交织的“宿命”，不断走向衰败和瓦解。
3.2嵌入认知楔子，挑拨地缘冲突
出于地缘外交目标需要，美国经常在不同利益群体间散布政治谎言、嵌入“认知楔子”，或挑唆对立、煽动分裂，或制造冲突、坐收渔利，甚至亲自下场、教训“不听话”的对手。
为除掉眼中钉萨达姆政权，美国鼓噪、捏造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003年美军对伊拉克发动军事行动之前，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就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议题实施了数月的舆论轰炸，迫使联合国派遣武器核查专家团队前往伊拉克开展调查，却没有找到任何证据。随后，2003年2月5日，美国时任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却在纽约联合国安理会进行了一场举世瞩目的“表演”：他举起一管小小的玻璃瓶，郑重其事地告诉全世界，瓶内的白色粉末就是伊拉克拥有的可以引发核爆般恐慌的“炭疽”。就这样，凭借煽动人心的画面、不容置疑的强硬口吻和伪造加工的情报，美国将“萨达姆藏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塑造为“共识”，并以此作为军事行动依据。然而，推翻萨达姆政权后的美军掘地三尺，也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战后一年美国才通过报告公布伊拉克并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嵌入“认知楔子”愚弄国际社会、谋一己之私，是美国的惯用伎俩。近年曝光的证据显示，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国际开发署、美国国际媒体署、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是炮制这类“认知楔子”的重要操盘手。在“国际合作”“对外援助”“媒体交流”“文化推广”等旗号掩盖下，这些机构在海外大量开展“灰色”甚至“黑色”行动，用虚假信息误导公众认知。
3.3摧毁精神独立，培育亲美势力
受美国长期思想殖民影响，一些发展中国家精英群体被成功“洗脑”，丧失精神独立、丧失民族自信，出现“文化驯服”症，内心“崇美”、言语“媚美”、行事“畏美”。他们在物质、精神、情感上同美国保持密切联系，对美国有莫名的崇拜。他们视美国为标准和榜样，主张全盘接受美式价值观，接受美式政治经济制度，走美国化的发展道路，言必称美国，唯美国马首是瞻，甚至丧失基本的人格国格。前些年，美国在世界各地轮番上演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甚至武力颠覆他国政权的戏码，离不开这些人的“献媚”“带路”。
一些国家长期深受思想殖民危害，将美国霸权默认为“强者特权”，对美国价值观形成了“接受服从”的奴性，对美国霸道霸凌行径形成了“隐忍退让”的惯性，以为妥协、让步、顺从就可以换来美国的“仁慈”。2025年初，美国在全球发起所谓“对等关税”战，面对特朗普政府的公然霸凌和赤裸裸的恐吓，一些国家不战而降。究其思想根源，仍是长期顺从形成的“畏美”心态。
3.4强植西式道路，干扰自主发展
在经济发展领域，美国常常披着学术外衣、打着“科学”旗号，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强行植入源自美西方的学术思想，导致这些国家难以找到适合国情的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甚至走入万劫难复的发展陷阱。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针对全球性的经济发展难题，美国鼓吹“新自由主义”理论，炮制出“华盛顿共识”，强调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否定公有制、社会主义和国家干预。为了推销这套理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绑定贷款为筹码，通过签署协议的方式，胁迫众多拉丁美洲国家、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东国家接受并实施这一系列理论，把这些国家推上美式发展道路。实践证明，这套以美西方国家国情为底色的政治经济理论，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水土不服”。例如，智利在20世纪70年代全盘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从此陷入严重的通胀和贸易失衡，国内生产总值大幅下跌，工业产能迅速萎缩，比索大幅贬值，数以万计的国有企业职工失去工作，私营银行体系则彻底崩溃。
清华大学世界经济学者朱安东研究认为，政治化、范式化的新自由主义是美西方国际垄断资本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适应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发展的需要、维护美国和美国企业的利益，而接受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国家则成为输家。
3.5瓦解文化自信，加剧文明冲突
思想殖民在全球灌输对美国文化的迷信、瓦解本土文化自信，消解目标国家的主体文化，侵蚀全球文明多样性，加剧不同文明间的对立和冲突。
文化失语。在美式文明长期冲击下，一些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体意识失落、民族虚无主义泛滥、民族自豪感丧失，从精英阶层到普通民众，从思想观念到衣食住行，处处效仿美西方，甚至唯洋是从。这就是许多学者描述的“后殖民失语症”现象。在学术生产领域，这种失语现象表现为对西方理论范式的深度依附。剑桥大学2023年的研究数据显示，全球排名前100的大学中仅有12%的课程包含非西方知识体系。这种学术单极格局导致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的学者被迫采用西方理论框架解释本土现象，形成严重的学术失语症。印度学者帕尔塔·查特吉曾尖锐指出：“我们印度知识分子犹如学术买办，将欧洲理论进口到本土经验中加工，再出口给西方学术市场。”这种知识生产模式不仅使本土智慧被边缘化，更强化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等级制。
文化植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在非洲地区持续推进“人权外交”，试图在非洲“植入”民主文化，从思想根源上影响非洲。然而，美国所推行的“普遍人权”以保护公民政治权利为中心，与非洲国家整体贫穷的现实格格不入，并且同非洲“集体主义”价值存在根本冲突。“普遍人权”不仅造成非洲多国政治混乱，更冲击了当地价值体系，阻碍了非洲本土人权话语的发展。非洲学者指出，美国移植的人权文化隐含着让非洲人变成西方人的期望。
文化清洗。美国针对印第安人开展的文化清洗，几乎将印第安原住民从美国记忆中“彻底清除”。历史上，美国通过屠杀、驱赶、绝育、强制同化等手段对印第安人实行种族灭绝，导致印第安人数量从1492年的500万锐减到20世纪初的25万。美国原住民群体长期受到忽视和歧视，印第安人的文化受到根本性破坏，生命和精神的代际存续受到严重威胁。今天，有关美国原住民的信息在美国主流媒体和流行文化中被系统性地清除。据美国土著教育组织报告，87％的州级历史教材不涉及1900年以后的土著历史。史密森学会等撰文称，美国学校里讲授的有关印第安人的内容充斥不正确的信息，未如实描述原住民的遭遇。美国前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桑托勒姆竟公开宣称，“美国是一个从零诞生的国家，之前这里几乎什么都没有……说实话，美国文化中几乎不包含美国原住民文化”。
文明冲突。在思想殖民过程中，美国总是在有意无意间将复杂的全球文明多样性简化为“自我”与“他者”，并将“自我”置于优越位置，对他者采取“俯视”态度。这是其根深蒂固的“白人至上论”“美国中心论”和“文明等级论”思想的流露。出于维护地缘利益的需要，美国还经常将不同文明间的正常差异塑造为根本性、不可调和的价值冲突，甚至刻意挑动不同宗教、民族和地域间的矛盾，最终将世界纳入其预设的、以美国价值为圭臬的冲突性秩序框架之中，持续制造并管理全球范围的“文明断层线”。世纪之交，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空袭南联盟，战争洪流改变了上百万人的生活轨迹，使得民族矛盾尖锐到无法调和。塞尔维亚历史学家古季奇说，在那个美西方眼中“不民主”的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时期，塞族人和阿族人能够相互理解，几乎没有沟通障碍，而在美国引入西方民主的25年后，在美国人热心“帮助”下，塞族人和阿族人彻底中断了交流，文明隔阂进一步加剧。
结语：打破思想殖民枷锁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近年来，全球南方国家加速觉醒，打破美国思想殖民枷锁、实现精神独立自主、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作为全球南方国家中的重要一员，中国基于自身发展经验和各国人民共同心声，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等系列主张，为各国打破价值迷信、摆脱思想依附、走上独立自主发展道路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案。
精神独立是自主发展的前提。广大发展中国家只有深刻认识美国思想殖民的危害，才能破除对美国价值观的迷信；只有摆脱对美西方的思想依附，才能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只有彻底挣脱美西方精神枷锁，才能开辟本国文明发展新路。
文化自信是民族强盛的根基。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要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历史自信、发展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
交流互鉴是文明共生的法宝。任何文明都不是遗世独立的孤岛，不同文明只有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持续向前演进。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是独特的，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鼓噪“文明优越”、认为自己的文明高人一等，是对其他文明的不尊重，只会阻碍人类文明进步的整体步伐。要以文明交融取代文明冲突，以交流互鉴消弭对抗坚冰。
历史经验一再证明，任何强加于人的思想模板、文明标准都终将破产，任何操弄他人认知、控制他人头脑的图谋都注定失败。
时代车轮滚滚向前，势不可当。当思想殖民的枷锁彻底粉碎，文明互鉴的星火燎原成炬，一个多元共生的世界文明新形态，必将破茧而出！一个全人类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必将绽放出更璀璨的光芒！
编写说明与致谢
《思想殖民——美国认知战的手段、根源及国际危害》智库报告由新华社社长、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傅华任组长，新华社总编辑、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吕岩松任副组长，新华社副总编辑、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执行副主任任卫东任执行副组长。课题组成员包括刘刚、薛颖、文建、陈怡、李飞虎、李雪笛、李成、陈谊娜、何小凡、马倩、靳博文等。报告英文核校人员包括杨晴川、王海清、黄尹甲子、陈健。
课题于2025年1月启动，历时半年多完成采访、调研、撰写、修改、审校工作。在此期间，课题组围绕美国对外政策演进、思想文化发展、国际传播战略等深入研究，组织相关海内外分社展开实地调研，并与相关部委建立联系，重点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军事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机构的知名专家学者，广泛走访国内大型科技企业，全方位摸清美国对全球施行思想殖民的历史和现实。报告撰写过程中，课题组还多次组织研讨会，邀请相关领域的学者及业界专家就具体议题进行研讨，听取意见建议。
在报告写作和发布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所长王鸿刚、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陈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所长张文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姜飞、国际关系学院战略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纪忠慧等专家学者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和指导，在此一并表示诚挚谢意。
全文｜回应时代呼唤 解答世界之问——中国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供给与贡献
目 录
序 言
第一章 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时代需求
1.1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概念与历史演进
1.2当今世界面临严重的公共思想产品赤字
1.3全球南方崛起与公共思想产品重塑
第二章 中国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体系内涵
2.1共同体：关于未来国际体系的思考与实践
2.2现代化：实现国家发展繁荣的道路探索
2.3共同价值：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理念遵循
第三章 中国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理论特质与未来图景
3.1科学：基于实践的普遍规律总结
3.2开放：汲取全人类的优秀智慧
3.3进步：持恒致远的与时俱进
结 语
编写说明与致谢
序 言
世界近代以来，从启蒙运动的理性光芒、联合国宪章的和平蓝图，到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绿色愿景，凝聚人类共同智慧、超越国界与文化边界的全球公共思想产品，在构建国际秩序、推进全球治理、推动各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正处于动荡变革期，地缘冲突频发，经济失衡加剧，数字鸿沟扩大，价值迷失与信仰危机日益深刻。在世界性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的背后，是深刻的思想赤字。人类社会急需新的全球公共思想产品，解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
值此之际，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为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变革带来历史性机遇。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要一员，中国基于对未来世界的思考、对自身实践的总结，形成了体系完备、内涵丰富的全球公共思想产品供给体系：在国际体系维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的科学体系，在实践中取得显著成果，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在国家发展维度，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道路借鉴；在价值观维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回应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终极思考。三个维度相辅相成、互为支撑，共同构筑了中国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完整体系。
2025年9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中国全球公共思想产品体系赋予更加丰富的时代内涵与更加深远的世界意义。
中国的全球公共思想产品，源于对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普遍规律的提炼，是对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吸收与升华，更是动态演进、持续创新的理论体系，具有科学、开放和进步的理论特质。伴随实践的深入推进，中国将秉持交流互鉴的开放姿态，与世界各国携手共进，持续激发思想产品的时代活力，不断完善拓展体系内涵，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更加强劲的智慧力量。
第一章 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时代需求
近代以来，凝聚人类共同智慧、超越国界与文化边界的全球公共思想产品，为构建国际秩序、推进全球治理、推动各国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急需新的全球公共思想产品，回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值此之际，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为国际社会提供越来越多具有时代性和实践性的思想产品，并将为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重塑带来历史性机遇。
一、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概念与历史演进
全球公共思想产品是指在全球治理和国际关系中，具有普遍性、规范性和指导性的理念、规则和价值观，能够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构建国际秩序提供思想支撑和行动指引。全球公共思想产品是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如下核心特征：
一是普适性，即超越特定国家或文化的局限，具备被广泛接受的潜力，能够回应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如和平安全、经济发展、人与自然及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等。
二是公共性，即作为一种“公共物品”或“公共产品”，其目标是为全球提供共享的规范、价值或解决方案，而非仅服务于某一国家、集团或组织的利益。
三是规范性，即通过理念和倡议，塑造全球各类主体的行为准则、互动模式或治理框架，推动全球治理、国家治理或社会发展等方面的进步。
四是实践性，即不仅停留于理论层面，还需通过具体政策或合作机制在实践中落地，产生实际影响。
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起源、发展与成型，是一个与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紧密相连的复杂进程，它不仅是知识生产与传播方式的变迁，也体现了国际格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国际文化思潮的变迁。
近代以来，各文明圈进一步突破地理阻隔，深化拓展彼此联结，人类历史逐渐向“全球历史”迈进，使得在广阔国际领域产生公共思想产品成为可能。18世纪，伏尔泰、莱布尼茨等思想家基于欧洲自身实践，汲取包括孔子在内的东方思想家的营养，推动了启蒙运动的兴起。启蒙运动强调理性、科学与公共讨论，探讨自由、平等、良治等议题。这些思想不仅针对某一国家，也是试图为全人类提供普遍适用的理念。启蒙运动不仅形成了一批知识成果，还对欧洲乃至更大范围的世界历史产生了实践影响，奠定了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雏形。
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和民族国家的兴起，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生产开始向制度化方向发展。国际关系、国际贸易的日趋复杂化促使各国认识到，需有更加体系化的知识来应对跨国议题。这种知识体系不仅需要解释和指导现实，还要获得较多国家的认可和实践。在外交方面，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通过了《最后议定书》，不仅塑造了此后长达近百年的欧洲权力格局，还进一步确立了外交规则和国际会议机制，通过法律框架规范国家行为，以减少冲突、促进合作，这为现代国际法奠定了基础。在国际贸易方面，随着海上贸易的蓬勃发展，英国等海上强国主导通过各类条约、组织等形式，建立推广了一套船舶登记、航线安全和贸易争端解决的规则。这些规则不仅是技术性规范，还承载了自由贸易思想，推动了全球贸易体系的形成与塑造。在民间层面，人道主义精神的传播推动了红十字运动发展，促成19世纪60年代国际红十字会的成立，以及《日内瓦公约》等战争法基本规则的出现。
进入20世纪后，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生产受到世界大战与经济危机的催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原有国际秩序的脆弱性。在战争末期，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于1918年提出“十四点原则”。这一原则部分成为战后巴黎和会的指导思想，并由此建立了国际联盟。虽然国际联盟的实践并不成功，但为此后建立全球性的国际组织积累了重要的经验与教训。在1929年全球性大萧条开始后，为应对危机，美国、苏联等主要经济体陆续出台具有自身特色的经济建设方案，其中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念、“五年计划”等经济建设经验等对众多国家经济发展都产生了长远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生产与传播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在战后秩序塑造、全球问题治理以及去殖民化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国际关系领域，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确立了联合国的宗旨和机制规则，它不仅是一份正式的法律文件，更是推广全球和平、发展与合作理念的思想产品。在世界经济领域，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确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后发展为世界贸易组织）陆续成立，成为提供国际经济公共产品的重要平台。在人权领域，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确立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共识，推动各国在法律制度上重视人权保障，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反对殖民主义运动中，从万隆会议提出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到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都为亚非拉各殖民地国家谋求独立解放提供了思想指引和路径指南，有力推动了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进程。
二、当今世界面临严重的公共思想产品赤字
联合国成立至今已走过80年历程。人类社会穿越冷战阴霾、走出两极对峙，但尚未迎来全面和平与共同繁荣。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现有全球公共思想产品体系已难以有效应对当前全球问题。在世界性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的背后，是深刻的思想赤字。
——政治领域的国际国内双重困局。在国内层面，极端化的代议制民主日渐显露其弊端，民粹主义大行其道，政治极化、族群冲突带来严重政治动荡。一些国家曾宣称自身政治模式和理念是世界“样板”，但其可信性如今已受到广泛质疑。在国际层面，个别国家在世界各地“输出民主”之举，不仅未能为当地带来稳定与繁荣，反而引发持续冲突动荡，造成严重人道主义危机，导致极端主义滋生蔓延。
——经济领域的全球失衡与复苏乏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浪潮，对全球化进程和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了阶段性推动作用，但其内在矛盾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与全球经济失衡，难以为世界经济提供长期稳定增长动能，并已引发世界范围内的反全球化现象。要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就必须通过公正合理的战略安排和规则体制，增强经济全球化成果的共享性，解决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发展失衡问题，让经济全球化真正造福全人类。
——全球治理领域亟须重塑理念实践。在全球治理上，面对地缘冲突、气候变化、粮食危机、公共卫生威胁、数字安全等一系列全球性议题，现有全球公共思想产品体系明显力不从心，难以有效应对新的世界挑战。以气候变化议题为例，个别大国“退群”，一些发达国家在责任分担、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上立场反复，导致实际应对效果大打折扣。面对此类复杂挑战，急需更具前瞻性、包容性和创新性的公共思想产品，重塑全球治理的理念与实践。
——文化领域的冲突对立与信仰危机。一些国家以文化霸权为工具，试图将自身价值观强加于他国，忽视别国文化的特性与价值，引发文化冲突与认同危机，激起广泛的反感和抵制情绪。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部分人群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愈发严重的信仰危机和“身份迷失”。虚假信息和文化偏见通过数字平台广泛传播，加剧了社会的碎片化和“原子化”，并给极端思想传播提供了空间。面对这一形势，新的文化公共思想产品必须能够回应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大命题，并促进文明互鉴与文明共生，为人类共同的价值观提供坚实基础。
在上述背景下，近年来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个别国家一味强调本国优先，迷信实力地位，信奉丛林法则，给包括思想产品在内的整个全球公共产品体系带来更加严重的冲击。“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人类向何处去？”面对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世界需要新的全球公共思想产品，回应全人类面临的重大命题。
三、全球南方崛起与公共思想产品重塑
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全球公共思想产品若要产生深远影响，必须切中时代需求、引领时代潮流、具备实践支撑，以回应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紧迫关切。在此方面，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是21世纪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为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创新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在世界范围内，伴随全球南方国家崛起，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区逐渐形成，国际格局力量对比变化明显。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第一方阵，金砖国家最近一次扩员后，人口超过全球的50%，以市场汇率换算的GDP占全球份额约30%，对全球经济增长率贡献超过50%，能源出口超过全球25%。全球南方国家已经成为全球增长引擎。经济上的快速增长，必然带来全球南方国家在政治、文化领域的快速发展和影响力提升，在重塑全球力量对比的同时，也为应对人类共同挑战注入新动力。
在政治上，全球南方国家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倡导主权平等与包容协商，在国际平台和各类国际机制场合呼吁更多公平正义。在经济上，将发展议题置于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通过开放合作推动全球经济权力结构的再平衡。在全球治理上，强调吸纳更多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治理进程，尊重各国权益诉求，打破大国垄断。在文化上，倡导超越文化霸权的共生理念，通过文明交流互鉴跨越文明障碍，摒弃文明冲突。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全球南方国家实践成就的持续积累，其价值理念及相应政策的国际影响力正在不断提升，为国际社会提供越来越多具有时代性和实践性的思想产品。
源自南部非洲的“乌班图”思想，强调“我们在故我在”（I am because we are），倡导社区互助、共情和集体主义精神，以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回应“人与社会”关系问题。通过众多国家的实践，这一思想不仅成功消除了国家内部的族群对立，还有效提升了国家的基层治理能力。
在安第斯地区，发轫于当地居民古老文化的“地球母亲”（Pachamama）理念强调自然自身作为主体的权利，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注重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这一理念与现代生态环境保护理念高度契合，已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所接纳认同，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国家已将这一理念写入法律。在近年来的气候变化讨论中，“地球母亲”理念发挥了重要的价值观基础作用。
在南亚，基于自身殖民地时期的惨痛经历，印度提出了“自力更生”（Swadeshi）理念，强调经济独立和抵制殖民经济剥削，为印度独立运动以来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哲学基础，并在南亚、东非多国得以进一步拓展实践。在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经济独立和可持续发展重任之际，这一理念将发挥更为重要的启示作用。
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为重塑全球公共思想产品提供了机遇。在构建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全球南方国家的丰富实践、多元文化和多样化发展模式，必将为世界贡献更多宝贵的思想产品。
第二章 中国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体系内涵
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要一员，中国基于对未来世界的思考、对自身实践的总结，已经形成面向全球的公共思想产品供给体系：在国际体系维度，中国提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的思想产品体系，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并已在实践中取得显著成果；在国家发展维度，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道路借鉴；在价值观维度，中国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回应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终极思考。这三个维度相辅相成、互为支撑，构筑了中国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完整体系，形成了包含不同层次、融合众多领域的丰富内涵。
一、共同体：关于未来国际体系的思考与实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原创性思想，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时代课题给出的中国答案。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和谐共生、合作共赢。这一理念源于对国家交往关系的合理性设计，源于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共同期盼，源于中国的大国责任和担当。这一理念旗帜鲜明地倡导“同球共济”的精神、开放包容的胸襟、合作共赢的愿景，推动国与国关系从和平共处迈向命运与共，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注入了强大动能。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自2013年提出以来，已经发展成为思想宏阔、架构完备的公共思想产品体系，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合作路径。
——以“五个世界”为努力目标。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目标。“持久和平”旨在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强调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普遍安全”就是要摈除“绝对安全”思维，实现安危与共，不能把一国的安全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而要将合作安全、共同安全作为解决问题的正道；“共同繁荣”致力于缩小全球发展差距，通过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开放包容”倡导美美与共，反对“文明优越”论调，让各国各民族尊重彼此差异、和而不同；“清洁美丽”则聚焦生态保护，倡导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积极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危机。这五个目标相互关联，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愿景。
——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实现路径。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中国积极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提供重要思想和理念指引。“共商”意味着各国在全球事务中平等参与决策，摒弃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通过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多边平台协商解决全球性问题；“共建”强调各国共同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结合各自优势，贡献资源与智慧，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共享”则致力于让全球治理的成果惠及所有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以推动全球资源公平分配。它不仅体现了中国对全球治理规则的尊重，也展现了中国推动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承诺。
——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基本支撑。新型国际关系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原则，其基础在于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坚持亲诚惠容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中国倡导大国要以人类前途命运为要，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担负更大责任，而不是依仗实力对地区和国际事务谋求垄断。正是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才能避免跌入“修昔底德陷阱”，找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
——以全球倡议为战略引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从不同角度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为人类发展进步提供更强推动力。全球发展倡议旨在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最核心的要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最重要的理念是倡导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最关键的举措在于坚持行动导向，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建全球发展共同体；全球安全倡议旨在与国际社会共同弘扬联合国宪章精神，倡导以团结精神适应深刻调整的国际格局，以共赢思维应对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风险挑战，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全球文明倡议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倡导增进文明交流对话、在包容互鉴中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精神动力。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为国际社会指引全球治理体制机制改革的方向。
——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秉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涵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五大领域，推进各国“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已经成为中国为世界提供的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为各国共同发展开辟了新道路。
针对当前备受关注的科技等领域全球议题，中国还提出多项代表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理念主张。“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以人为本、包容普惠的人工智能发展模式，强调通过国际合作制定公平、透明的治理规则，以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伦理、安全和社会挑战。“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倡导通过国际合作建立数据安全规则体系，维护全球数字经济的安全与稳定，为各国提供合作共赢的数据领域发展选择。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有机结合，将中国的前途命运同世界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超越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超越了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这一理念不仅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复杂挑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面向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科学体系将进一步凝聚全球广泛共识，汇聚应对挑战的强大合力，为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贡献中国智慧。
二、现代化：实现国家发展繁荣的道路探索
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权利和必然选择，关键是找到符合各自国情、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发展道路。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是由其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发展条件、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决定的。国情不同，现代化途径也会不同。
中国式现代化基于中国自身国情，借鉴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为全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模式，改写了世界现代化范式，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超越，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破解发展难题、实现繁荣进步提供了借鉴。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成就极为丰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征，习近平主席将其概括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对于全球南方国家而言，结合自身国情，可以从中找到诸多契合普遍发展需求和规律的经验借鉴。
——后发国家实现内生发展。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率先走上现代化道路，并利用其先发优势主导塑造世界体系。在这一体系下，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面临诸多困难。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基于自身国情、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发展路径，而非简单照搬外部模式特别是西方模式。这种内生发展的理念主张各国根据自身资源禀赋、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设计，探索适合本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的实践表明，发展中国家无需依赖单一外部路径模板，而是通过激发内生动力与和平利用外部资源相结合的方式，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这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重要的道路范例。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一些全球南方国家虽已摆脱殖民统治，获得政治上的主权，但其经济体系和科技发展仍受制于外部力量，难以实现全面的自主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以独立自主为根本立足点，重视经济和科技领域的高水平自立自强，通过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和制度完善，摆脱对外部资源的过度依赖，维护国家发展的战略主动权。中国的实践表明，发展中国家可以不走“依附道路”，也能够实现国家经济发展，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占据主动地位。这种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可以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摆脱外部经济制约的理论指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各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些国家由于在经济增长中忽视人民福祉，导致发展失衡、社会失稳，难以实现持续发展，甚至动摇国家发展与稳定的根基。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曾接近发达国家的门槛，却掉进了“中等收入陷阱”，长期陷于停滞状态，甚至严重倒退。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一理念深刻体现了中国对现代化本质的理解，即现代化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工具，更是实现人民幸福、促进社会公平的路径。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中国高度重视如何进一步分好“蛋糕”，着力解决好就业、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托幼等民生问题，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致力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社会阶层差距。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不仅提升了人民在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获得感，也通过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维护了社会的长期稳定与和谐发展，从而增强国家发展的内生动力和社会凝聚力。
——植根于自身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发展道路。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积淀了以和为贵、兼容并蓄、民本思想等深厚智慧，这些文化基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精神滋养和价值指引。不同于一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对传统文化的割裂式抛弃，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将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民本、和合等理念融入现代治理体系，形成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独特范式。这种植根于自身文化的现代化道路，不仅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认同感，也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现代化范式。全球南方国家拥有丰富多样的文化传统，通过更多挖掘和弘扬自身优秀文化，可以为现代化注入独特的价值内涵，避免文化断裂和身份迷失，从而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自身文明的生命力和文化的主体性。
三、共同价值：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理念遵循
当今世界，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挑战，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同时，价值冲突、伦理困境甚至信仰危机等日益加深，成为众多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如何在多元文明并存的背景下，找到能够凝聚共识、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价值观，回应人类前途去向的终极命题，成为这个时代提出的重要课题。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这一重大概括，既是基于对当今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的准确把握，也是对人类几千年积淀的文明成果的科学总结，超越了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差异，凝聚了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这一理念融合中华文明“天下为公”“和而不同”等传统智慧，以和平为基础，倡导通过对话与合作消弭冲突，构建和谐共处的关系；以发展为动力，强调通过共同努力实现社会繁荣；以公平和正义为要求，致力于消除社会不平等，实现“大同”；以民主和自由为准则，保障个体对社会的参与以及追求全面发展的权利。这些价值相互交织、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以人为本、均衡发展的理念框架。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特征是其普适性。它不以某一特定文化或意识形态为中心，而是立足于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寻求不同社会背景下的最大公约数。在此前既有的公共思想产品中，以“普世价值”为名义、以个人主义为内核的西方价值观，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甚至还以极端化的表现“自证其伪”。全人类共同价值突破了个人主义价值体系的局限性，摈弃以特定意识形态价值“套用”一切主体的弊端，倡导能够契合各类主体基本需求、充分考虑各类主体历史经纬和时空条件的共同价值。这对全球南方国家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
——实现国家、社会与个体的价值统一。在一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个体往往面临与社会、国家之间的价值冲突，例如个人追求与集体利益的矛盾、社会发展与个体福祉的失衡等。全人类共同价值实现了国家、社会与个体之间的价值统一。它以和平与发展，提出国家层面的价值追求；以公平和正义，倡导社会层面的价值追求；以民主和自由，回应个体与社会、个体与国家的关系。这三个层面具有内在的有机联系。例如，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政治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成果，又切实推动了人的现代化，保障了人追求全面发展的最根本自由。
——奠定“和而不同”的共同价值基础。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不同地域、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国家和民族共同发展奠定了共同价值基础，为全人类的普遍交往确立了基本价值规范。这一理念主张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对话和相互学习，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与融合。各国可以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从而丰富个体与社会的精神内涵；个体能够在跨文化交流中培养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包容的心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社会发展，从而为跨国家、跨文化、跨族群之间的和谐共生奠定价值基础。
第三章 中国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理论特质与未来图景
中国的全球公共思想产品，是基于对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普遍规律的提炼，是对全人类优秀思想的吸纳升华，是不断发展、持续创新的体系。科学、开放、进步，是中国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理论特质，必将为人类发展开启更加壮阔的未来图景。
一、科学：基于实践的普遍规律总结
中国的全球公共思想产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展现出扎根实践经验的理论特质。这种科学性并非单纯依赖抽象思辨，而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系统总结，体现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
——底蕴深厚、严整周备的理论基础。中国的全球公共思想产品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思想与现代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对客观规律的系统总结，而非零散的经验堆砌；以普遍性的科学取向超越意识形态取向，避免了某些既有思想产品的“单一标准”和泛意识形态化弊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例，既融合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第二个结合”的理念，又吸纳了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精华；既有对当前现实问题的关切回应，又有对未来世界愿景的擘画构想；既有顶层设计的理念引领，又有实践层面的蓝图规划，由此构筑了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
——融古汇今、深邃透彻的历史洞察。作为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古国，作为经历近代以来激荡历史的大国，中国提出的全球公共思想产品并非孤立生成，而是内嵌于历史进程与世界格局演变之中，既是对中国自身历史经验的总结与升华，也是对全球历史发展趋势的深刻回应。以共建“一带一路”为例，它不仅体现了中国对历史经验的传承，也回应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对互联互通的需求；它从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的历史中，提炼出“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它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演变的历史背景下，有力回应了世界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谋求经济发展和推进现代化的迫切需求；它推动构建更加包容、更加平衡的全球发展体系，为国际社会提供了超越零和博弈思维、实现互利共赢的共同发展新范式，体现了中国思想产品深植全球演进、顺应历史潮流的洞察力与创造力。
——观照现实、引领未来的实践导向。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其对现实的解释力和对未来的指引力。中国的全球公共思想产品始终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原则，立足于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和紧迫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思路，体现出鲜明的实践导向。例如，“全球发展倡议”聚焦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困境，推动国际社会回归“发展”这一核心议题，将“发展优先、以人民为中心、普惠包容、创新驱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行动导向”等“六个坚持”作为指导原则，率先提出了减贫、粮食安全、发展筹资、气候变化与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重点合作领域，并结合各类国际平台与合作机制逐步落实。这一倡议不是抽象空谈，而是建立在对全球现实问题的深入观察与实证基础之上，是服务各国人民共同利益、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实践方略，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与前瞻意义。
二、开放：汲取全人类的优秀智慧
中国全球公共思想产品以开放性为显著特质，面向全球广泛吸纳全人类的优秀智慧，形成具有全球视野的思想成果，推动思想对话与互学互鉴，并欢迎各国共同发展完善这一体系。正是这种开放特质，使得中国全球公共思想产品能够摈除部分旧有思想产品的“对抗性”和“排他性”，成为推动全球合作的重要力量。未来，在中国全球公共思想产品不断成熟发展的过程中，必将更多汲取各国思想精华，凝聚全球智慧，贡献更具国际性、包容性和实践性的思想产品。
——充分借鉴人类思想成果。中国的全球公共思想产品并不以自身经验为唯一标准，而是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既有思想产品中的优秀成果，并将其进一步发扬光大。如在全球发展倡议中，将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为优先目标，并持续加强倡议与这一议程的对接；在全球安全倡议中，将“坚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作为核心理念原则，并积极参与联合国关于制定“新和平纲领”的工作。在减贫、数字治理、非传统安全、气候变化和生态环保等诸多领域，中国均是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国情逐步探索实践，最终形成了既符合自身国情、又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产品。
——推动思想对话与互学互鉴。不同思想的交汇碰撞，能够启迪更多的智慧火花。中国的全球公共思想产品强调在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推动思想对话，实现互学互鉴，全球文明倡议是这一理念的重要体现。这一倡议呼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倡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基于这一倡议，中国积极推动各国之间的人文交流，搭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世界古典学大会、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等一系列平台，并将成立全球文明研究院，设立文明交流互鉴基金，邀请各方分享经验智慧、探讨全球议题。文明交流互鉴对于解决价值观维度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只有通过不同文明之间的深入对话，才能消除彼此误解偏见，促进相互理解尊重，促成价值观层面的认同与包容，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携手各国共同发展完善。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发展、成熟与完善，离不开各个国家的共同参与。只有融合更多国家视角、契合更多国家需求，公共思想产品才能具有充分的普适性，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的全球公共思想产品以开放姿态欢迎各国共同参与发展完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并未将自身定位为思想的唯一提供者，而是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鼓励各国贡献智慧。例如，在全球发展倡议提出后，中国发起成立“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目前成员已超过80个国家。小组成员多次举行高级别会议，积极推进政策沟通、经验分享和务实合作，共同丰富倡议规划内容，细化倡议落实框架，小组成员还多次在联合国的重要场合作共同发言，展现对全球发展事业的共同担当和团结协作，增进国际社会对倡议合作的理解认同。
三、进步：持恒致远的与时俱进
中国的全球公共思想产品在实践中形成，也将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趋于完善，通过对全球形势的敏锐观察、对人类长远未来的持续思考以及对思想产品体系的深化升华，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生命力，为应对未来挑战提供持久的思想支持。
——对全球形势变化的敏锐观察。中国的全球公共思想产品以敏锐洞察全球形势变化为特质，展现出高度的适应性和前瞻性。例如，“一带一路”倡议在提出之初，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重点领域。在实施过程中，随着全球议题变化与共建国家需求升级，绿色丝路、数字丝路等陆续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新关键词。又如，针对近年来世界出现的地缘冲突、经贸霸凌、数字安全、科技伦理等新挑战，中国均通过理论创新，及时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展望未来，中国将继续以心忧天下的精神，保持对世界热点难点议题的关心关切，使中国的思想产品始终保持与时代同频共振。
——对人类长远未来的持续思考。中国的全球公共思想产品不仅关注当下问题，也致力于共同维护人类社会的长远未来。如在气候变化领域，中国坚守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在个别大国“退群”的情况下，不因一时变化而动，坚持自身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阶段目标。这意味着中国将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的降幅。在可能对人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人工智能、生物安全、太空等领域，中国将继续拓展思想产品的前瞻性布局，确保人工智能向善，维护生物安全底线，推动人类共同探索太空、和平利用太空，以人类社会长远需求为导向，使思想产品始终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沿。
——对思想产品体系的深化升华。思想引领实践，而实践又将不断推动思想的深化。中国的全球公共思想产品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促进，将不断实现深化、迭代与升华。例如，中国通过40年减贫实践，成功让8亿人口摆脱绝对贫困，形成减贫相关公共思想产品。作为接续工作，中国已经启动了乡村振兴事业。随着这一事业的实施，中国将为国际社会提供从初步减贫到实现后续发展的重要经验。又如，中国计划至2035年实现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如果这一目标顺利实现，将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14亿人口大国整体性地从发展中国家迈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届时，“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必将进一步丰富，理论体系必将进一步成熟，必将对包括全球南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产生更加深远的借鉴意义。
结 语
在这个剧烈变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国以深厚的文明底蕴、广阔的全球视野和鲜明的实践导向，积极回应时代呼唤，持续加大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供给，逐步构建起涵盖国际秩序、国家发展、人类价值等维度的思想产品体系。
回望过去，攸关世界未来与人类福祉的全球公共思想产品，往往在重要历史节点应运而生、激荡人心、重塑格局。今天，人类再次站在十字路口。在此关键时刻，中国不是旁观者，而是坚定的贡献者与行动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既是中国的自主选择，也是对世界发展的深度思考与责任担当。
面向未来，中国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生命力，植根于其科学理性基础、包容开放格局、与时俱进能力，蕴含着破解当代全球性难题的潜力，指引着超越对抗、走向共赢的人类路径选择。
世界之变，呼唤思想之新；时代之问，期待思想之答。为了全人类的未来，中国将继续与世界各国携手前行，以思想伟力激发实践伟力，共同建设属于我们的美好世界。
编写说明与致谢
《回应时代呼唤 解答世界之问——中国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供给与贡献》智库报告课题组由新华通讯社社长、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傅华任组长，新华通讯社总编辑吕岩松任副组长，新华通讯社副总编辑任卫东任执行副组长。
课题组成员包括刘刚、班玮、薛颖、刘华、李钧德、杨依军、孙奕、刘丽娜、郝薇薇、韩冰、黄尹甲子、蒋芳、张兴军、刘振坤、罗鑫、余贤红、袁军宝、萧海川、袁汝婷、袁月明、詹奕嘉、张建松、龙胜东、谭林茂、杨德龙、李桃、赵熠煊、梁洽闻。报告英文核校人员包括胡绿杰、朱绍斌、方栋、姜婷婷、张丹、王晨曦、周舟、呼涛、全晓书、荣娇娇。
课题自2025年春启动以来，历时数月采访、调研、撰写、修改、审校完成。在报告写作和发布过程中，课题组先后采访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六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等单位专家，并征求了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商务部研究院、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所等单位相关研究学者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谢意。
全文｜回望历史捍卫正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伟大贡献
目 录
引 言
第一章 铭记历史：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
一、开辟第一个大规模世界反法西斯战场
（一）法西斯侵略战争亚洲策源地在日本形成
（二）揭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三）开辟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
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中流砥柱
（一）万众一心全力抵御日本侵略
（二）牵制和抗击最多日军兵力
（三）为战胜日本法西斯付出巨大牺牲
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略支撑
（一）成为东方反法西斯力量的中心和旗帜
（二）积极倡导和推动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三）有力配合和支援世界其他战场
（四）宣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终胜利
第二章 永载史册：东方主战场的世界意义不可撼动
一、推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
（一）重新确立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
（二）锤炼坚强的领导力量
（三）唤起中国人民的伟大觉醒
（四）锻造英雄的人民军队
（五）孕育伟大抗战精神
二、促进 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进程
（一）推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潮流
（二）树立争取民族解放的典范
（三）加速世界殖民体系的崩溃
三、推动新的国际格局构建
（一）粉碎日本称霸世界的扩张计划
（二）共商创建联合国
（三）建设战后世界新秩序
第三章 以史为鉴：坚持走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人间正道
一、坚持和弘扬正确二战史观
（一）坚决反对美化侵略、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
（二）客观展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整图景
（三）正确认识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历史贡献
二、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
（一）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二）持续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三）持续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三、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一）警惕法西斯主义卷土重来
（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四、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建设普遍安全的世界
（二）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
（三）打造世界文明百花园
结 语
编写说明与致谢
引 言
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
80年前，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并肩奋战，打败了凶狠残暴、不可一世的法西斯侵略者，彻底粉碎了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通过战争称霸世界的野心，为构建战后国际秩序、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石。
在为夺得这个伟大胜利而浴血奋战的历史画卷中，中国全民族抗战开辟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人民以山河为纸、以生命为墨，书写了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战的家国大义，也展现出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而战的天下情怀。
当法西斯的阴霾初现天际，是中国最先点燃反抗的烽火。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率先奋起抵抗，高高举起反抗侵略、捍卫和平的旗帜。在反法西斯事业中，中国人民成为无畏的先行者，走在了世界的最前列。
当法西斯的气焰日益嚣张，是中国开辟了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卢沟桥事变（也称七七事变）后，中国人民以气壮山河的全民族抗战，在160万平方公里的战区里，顶住了日本法西斯的疯狂进攻，成为东方反法西斯的中心和旗帜，鼓舞了世界人民的必胜信心。
当法西斯的魔爪伸向全球，是中国积极推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战略合作。中国发出联合对敌的呼吁，主动加强与同盟国的战略协调，成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为打败法西斯势力汇聚了磅礴力量。
当法西斯的势力持续肆虐，是中国构筑了最坚固的东方堡垒。中国人民以坚强的战斗意志和巨大的民族牺牲，始终牵制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要兵力，使其陷入战争泥潭不能自拔，成为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的决定性力量，为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提供缓冲时间和空间。
当胜利的曙光已然在望，是中国参与建立了战后国际新秩序。中国不仅与同盟国并肩战斗，夺取最后的胜利，而且凭借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卓越贡献参与创建联合国，成为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为巩固战争胜利成果注入了东方智慧。从创建联合国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再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始终面向光明，做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坚定维护者。
东方砥柱立中流，胜利光芒耀寰宇。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世界人民的胜利。它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也深刻影响着世界发展的进程，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和人类正义进步事业的史册上。
让我们铭记历史、以史为鉴，让历史告诉现在、让历史启迪未来。
第一章 铭记历史：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
——习近平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一个整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场惨烈的世界大战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付出牺牲巨大，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主要兵力，不仅实现了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救亡图存，而且有力支援了其他战场上的抵抗力量，支撑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一、开辟第一个大规模世界反法西斯战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东、西方分别酝酿，并经过一系列局部战争演变而来的。日本和德国是法西斯侵略扩张的两大基地，是法西斯轴心国集团的力量核心。在日本法西斯的扩张计划中，中国是首先要征服的目标。因此，中国受日本侵略最早、危害最深，中国人民的奋起反抗也最早、最坚决，并由此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
（一）法西斯侵略战争亚洲策源地在日本形成
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和军力不断增强，野心不断膨胀，逐步形成了灭亡中国、征服亚洲、称霸世界的战略企图。19世纪后半叶起，日本逐渐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形成了以中国为主要扩张目标的大陆政策。明治维新之后的70多年内，日本曾发动和参加过14次对外侵略战争，其中10次是对华侵略。1874年进犯中国台湾，1894年挑起中日甲午战争并侵占台湾。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挤进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列。1904年，日本发动日俄战争侵犯中国东北领土和主权，取得了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优势地位。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呈送天皇的奏折（史称《田中奏折》），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以后的事实表明，日本是按照这个主张进行侵略扩张的。
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席卷并重创日本，日本法西斯认为，摆脱危机的出路在于对外扩张。日本法西斯势力迅速壮大，逐渐形成亚洲的战争策源地，大陆政策进入全面实施阶段。1931年，日本策动九一八事变并占领中国东北三省。1935年，日本又制造华北事变，鲸吞中国的野心日益膨胀。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炮轰位于北京西南的宛平城、进攻卢沟桥，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日本军国主义这一疯狂的侵略国策，给中国人民和广大亚洲国家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极其黑暗的一页。
（二）揭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为制造事端，自行炸毁位于中国东北的沈阳城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进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炮轰沈阳城。这就是“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精心策划并长期准备，为实现其独占东北、进而灭亡中国图谋所采取的一个决定性步骤。到1932年2月，辽宁、吉林、黑龙江落入日军之手。
日本军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开始侵略中国的战争，粉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建立起来的脆弱和平，点燃了法西斯侵略扩张的第一把战火。从此，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民族灾难。
在亡国灭种的危难关头，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毅然奋起抵抗。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将侵略者驱逐出中国，并在东北三省积极组织和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开展游击战争。中国共产党直接创建的东北抗日游击队，同日军展开英勇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壮大，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民的奋起抵抗，是在世界范围内反对法西斯侵略扩张最早实施的正面阻击，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中国在东方战场的抗战，比欧洲反法西斯战场早8年，比太平洋战场早10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的战略先驱。
（三）开辟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
1937年7月7日，日本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为了达到速战速决目的，日本大规模对华增兵，迅速将战火蔓延到全中国。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全体中国军民奋起反抗，标志着全民族抗战的开始。为达到其所谓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目的，日军集中兵力向华北、华东等战略方向开展进攻，企图迅速摧毁中国军队主力、占领政治中心和经济核心城市。1937年8月初至12月下旬，日本从其国内、关东军和朝鲜军中多方调集重兵，投入华北作战。8月31日，日本正式编成华北方面军，在华北地区投入兵力达到约37万人。在8月至11月的淞沪会战中，日军投入总兵力约30万人，动用军舰30余艘、飞机500余架、坦克300余辆。至1938年春，日军基本控制华北主要交通线和大城市。1938年10月，日军基本控制华东、华中、华南的核心城市。战火遍布中华大地。
生死存亡之际，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全体中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社会动员之广泛，民族觉醒之深刻，战斗意志之顽强，必胜信念之坚定，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中国的全民族抗战，范围覆盖了全国绝大部分地区，除少数偏远地区外，几乎所有省份都遭受了日军的侵略，成为抗战的战场。据统计，在日本战略进攻、中国战略防御期间，中日双方投入总兵力达400余万人，中国直接和间接卷入战争的人口达4亿之多。
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开辟了世界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
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中流砥柱
中国战场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遏制和延缓了其“北进”侵苏及“南进”太平洋的步伐，制约和打乱了日本法西斯与德国法西斯配合的图谋，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一）万众一心全力抵御日本侵略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唯有团结抗战，才是制胜之道。中国共产党推动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全民族抗战局面。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各界爱国人士、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团结一心，义无反顾投身到这场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斗争中。华北平原上的一个庄户人家写下这样一副对联：“万众一心保障国家独立，百折不挠争取民族解放”，横批是“抗战到底”，这是中国人民勠力同心、全力抗战的真实写照。
在战略上，为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中国共产党客观分析中日力量实际，根据战略形势变化，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毛泽东于1938年5月发表了《论持久战》长篇演讲，科学论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阐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道路，阐述了中国抗战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最后胜利为什么属于中国这三大问题，坚定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胜利信心，为指导全民族抗战提供了理论纲领。“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这些坚定有力的战略论断，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之路。
在军事上，中国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形成战略上相互配合之势，粉碎了日本法西斯速战速决的企图。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相互夹击，使日军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战争泥潭。中国在正面战场组织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等一系列大规模战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等人民抗日武装在日军后方开辟了广大的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战场，拖住日军侵略步伐，东北抗日联军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战争结束，中国军队进行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歼灭日军150余万人，歼灭伪军118万人。
1937年9月，八路军第115师在平型关战斗中取得大捷，打破了侵华日军所谓“不可战胜”的神话。这次战斗中，共歼灭日军精锐第5师团第21旅团和师团辎重部队共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火炮1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全民族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主动寻歼敌人的第一个大胜利。
1938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地区对来犯日军进行英勇顽强的阻击，经过数日激战，最终打败进攻之敌，歼灭日军1万余人，取得台儿庄大捷。这是中国正面战场在全民族抗战初期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
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进攻和反“扫荡”战役，参战兵力达105个团，史称“百团大战”。这是在全民族抗战以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带战略性进攻的战役，也是在国际法西斯侵略气焰极度嚣张、中国抗战面临严重考验的关键时刻实施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行动。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军在华北地区的“囚笼政策”，巩固了华北抗日根据地，迫使日军不得不进一步从正面战场抽调兵力对付敌后抗战力量，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意志和力量。
中国的抗战持续14年，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一批抗日将领，四行仓库“八百壮士”、东北抗联八女投江、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等众多英雄群体，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以身殉国的杰出代表。杨靖宇率部冒着零下40℃的严寒，同数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战至最后一人。他牺牲后，残忍的日军剖开他的腹部，发现他的胃里一粒粮食也没有，只有还没消化的草根、树皮和棉絮，铮铮铁骨让敌人胆寒。在1941年河北保定市易县的狼牙山地区，来自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第1团第7连第6班的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葛振林，为掩护党政机关和群众转移，主动把日、伪军吸引到自己身边。他们在战斗中临危不惧，英勇阻击，子弹打光后，用石块还击，一步步退到悬崖绝壁，据险抵抗。面对步步逼近的敌人，他们宁死不屈，毁掉枪支，义无反顾地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
中国的抗战，得到了世界上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国际组织等各种反法西斯力量给予的宝贵援助和支持。苏联给予中国抗战有力的物资支持，并在抗战后期直接出兵中国东北。抗战中后期，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和信用贷款等方式向中国提供援助，组建“飞虎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中美军队还在滇缅战场和中国战区实施联合作战。英国等国也在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提供了对华援助。朝鲜、越南、加拿大、印度、新西兰、波兰、丹麦以及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日本等国一大批反法西斯战士直接投身中国抗战。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印度医生柯棣华不远万里来华救死扶伤，法国医生贝熙叶开辟运输药品的自行车“驼峰航线”，德国的拉贝、丹麦的辛德贝格在南京大屠杀中千方百计保护中国难民，英国的林迈可、德国的国际主义战士汉斯·希伯等记者积极报道和宣传中国抗战壮举。他们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留下了感人至深的抗战故事。
（二）牵制和抗击最多日军兵力
二战时期，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和工业强国，它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也是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强国之一。1931年—1937年，日本工业年均增长率达到9.9%，增长速度超过西方强国。1937年，日本钢产量580万吨，生铁产量239万吨，石油产量169万吨；工业产值近60亿美元，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80%；军工企业年产飞机1580架、大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余辆，造船能力达40余万吨。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是一个十分贫穷落后的弱国，军事、经济和政治各方面力量都远远不如日本。1937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仅为13.6亿元，不到日本的1/4，还不能生产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汽车。
虽然对日作战面临巨大困难，但中国军民以强大的意志力和组织力坚持抗战，顽强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国战场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牵制和抗击了日本绝大部分陆军兵力和部分海空军事力量，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灭亡。从卢沟桥事变到日本投降，中国军队歼灭日军150余万人，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亡总数的70%以上。
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当年底，日本向中国战场（不包括中国东北）派出了16个师团约60万人的兵力，约占当时日本陆军总数的2/3。1938年，日本投入中国战场的兵力达24个师团100万人以上，日本国内只剩1个师团。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时，日本陆军34个师团中的32个投入中国作战，达到师团总数的94%。到1939年冬，日军对华投入兵力达34个师团，占师团总数的83%。1940年底，进一步增加到38个师团，占师团总数的78%。
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后，由于日军主力被牢牢牵制在中国战场，日本不得不明确宣布不介入欧洲战场。1941年6月苏德战争初期，苏联在西线屡遭重创。但是，面对难得的北进良机和德国的强烈要求，日本却有心无力，表示“在中国使用的兵力很大，北进对苏开战实际上办不到”。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大部分兵力仍然被束缚在中国战场上，中国战场所抗击的日军兵力，远远超过太平洋战场上日军的兵力总数。据统计，1941年底，中国共抗击日军35个师团138万人，占日本陆军总数的65%。到1943年12月，随着东南亚国家抗日战争的发展，日本在东南亚投入兵力由1941年12月的10个师团增加到23个师团，但中国仍抗击着日军39个师团约128万人，占日军师团总数的55%。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牵制和消灭日军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敌后抗日战场消耗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日本投降时，其兵力因长期战争消耗和军事打击而严重受损，士气低落，补给困难。在整个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共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伪军共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缴获长短枪68万余支、轻重机枪1.1万余挺、各种火炮1800余门。东北抗日联军等部独立奋战14年，歼灭日、伪军20余万人。
（三）为战胜日本法西斯付出巨大牺牲
中国人民为彻底打败日本法西斯，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日本经过长期准备、精心部署、充分动员后悍然发动的全面侵略，对中国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伤害。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财产损失600多亿美元，战争消耗4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中国直接或间接卷入战争的人口达4亿之多，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其中死亡人数达2100万人，军队伤亡380万人。中国的大片国土被侵占，城市、工厂和耕地遭到严重破坏。日本的侵略也造成了中华文化的浩劫，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全民族抗战期间，中国专科以上学校损失80%以上，图书损失275万余册，文物被掠夺、损毁360万余件。
日本侵略者肆意践踏中国大好河山，屠杀中国军民，强行掠取劳工，蹂躏和摧残中国妇女，进行细菌战和化学战，制造了一系列灭绝人性的惨案，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
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30多万中国同胞惨遭杀戮，无数妇女遭到蹂躏残害，无数儿童死于非命，大量建筑遭到毁坏，巨额财物遭到掠夺。南京大屠杀持续时间长达6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三大惨案”之一，是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十分黑暗的一页。
日本侵略者在侵华期间制造了数万起杀害中国平民的血案，其中一次杀害千人以上的大规模屠杀血案达200余起，手段血腥，毫无人性。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蚕食”“清乡”，实施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即“三光”政策。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古北口的长城沿线，日军制造了东西长350余公里、南北宽40余公里的无人区，烧毁房屋、村庄，将人民群众赶进“人圈”。“三光”政策使抗日根据地遭受了极为严重的损失。根据晋察冀、山东等7个地区不完全统计，1937年—1945年期间，被杀害、虐待和伤病致死者共318万人，被抓276万人，被烧毁房屋1952万间，损失粮食1149亿斤、耕畜631万头、猪羊4800万只、农具家具2.227亿件、被服2.296亿件。
更令人发指的是，日军在中国组建生化部队，进行残酷的细菌战和化学战，把大量中国人用作细菌实验和毒气实验的实验品。日军发动的细菌战导致中国鼠疫、霍乱等瘟疫肆虐，无数民众惨遭毒菌侵害。1940年—1945年，仅日军731部队就使用了至少3000余人做各种活体解剖实验。日军还对无辜的中国平民释放毒气，在河流、湖泊、水井中投毒。1940年9月的一次实验中，有16人在承受了毒气炮弹攻击后又被注射毒剂，全部被折磨而死。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在中国使用化学武器多达2000余次，造成中国军民大量伤亡。
日军还大量掳掠中国劳工，强征被占领地妇女充当“慰安妇”。1931年—1945年，日本侵略者征掳的中国劳工总数超过1000万人。这些劳工被强征后，从事军事工程、筑路、开矿、拓荒等劳役，遭受非人虐待，大量被冻死、饿死、病死、累死、杀死。二战期间，中国至少有20万以上妇女被强征为“慰安妇”，许多“慰安妇”被日军迫害致死，活下来的大部分落下了终身残疾，更遭受了终生难愈的精神创伤。
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略支撑
欧洲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法西斯的进攻下，20多个欧、亚、非国家和地区相继沦陷。中国顶住了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不仅粉碎了日本灭亡中国的企图，而且在战略上策应和支持了盟国作战，配合了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战略行动。同时，中国作为盟军在亚太地区对日作战的重要后方基地，为盟国提供了大量战略物资和军事情报，直接支援了盟国作战，为盟国争取了关键缓冲时间。
（一）成为东方反法西斯力量的中心和旗帜
日本是法西斯集团在东方发动战争的主力和亚洲人民的共同敌人。中国是东方战场上抵抗日军的最主要力量，发挥着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
中国坚定支持亚洲国家的抗日斗争，成为亚洲反法西斯战争的坚强阵地。中国远征军赴缅对日作战，多次给英缅军以有力支援，使日军遭到沉重打击。缅甸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中国在大片国土沦陷、极为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仍根据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战略需求，毅然派出精锐部队组成远征军，紧急开赴缅甸对日作战。1942年4月，英军在缅甸仁安羌陷入危机，中国远征军第66军新编第38师主力前往增援，与日军激战，救出7000多名英军及500多名英、美传教士和新闻记者。1943年10月、1944年5月，中国驻印军、远征军分别向缅北、滇西的日军发起反攻，并于1945年3月胜利完成了缅北、滇西反攻作战任务，粉碎日军切断国际援华通道的企图，重新打通中缅国际交通线，收复缅北大小城镇50余座，收复滇西失地8.3万平方公里，歼灭日军4.9万余人。中国驻印军、远征军反攻缅北、滇西作战的胜利，不仅减轻了东南亚人民抗日的压力，增强了东南亚国家抗日必胜的信心，而且有力支援和配合了盟军在印缅地区和太平洋地区的对日作战，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国作为盟军对日作战的重要后方基地，提供了成都、昆明、柳州、芷江等众多空军基地、第一线野战机场及大量地勤人员，以保障盟军对日作战。抗战期间，中国军民多次营救美国飞行员。仅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抗日军民就营救出上百名美国飞行员。如1942年4月，中国军民营救了64名空袭日本的美国杜立特航空队队员。
中国全力支持其他亚洲国家的抗日斗争。为支持越南抗日力量，中国于1942年3月拟定了《对越策动计划大纲》，指导越南抗日力量在华发展壮大。为支持朝鲜抗日力量，中国于1942年12月通过了《扶助朝鲜复国运动指导方案》，向朝鲜抗日力量提供经济和政治支持。为支持泰国抗日力量，中国协助“自由泰运动”人员返回泰国参加抗日斗争。此外，中国还积极支持海外侨胞参加反法西斯斗争，菲律宾、缅甸、越南等地华人华侨踊跃参加抗日斗争。
中国不仅在军事对抗上，而且在理论指导上，成为东方战场的一面旗帜。当时中国经济落后、物资匮乏，面对日本法西斯的猖狂进攻，为解决处于劣势的中国如何抗击敌寇、如何克服困难、如何打赢战争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开展了人民战争，广泛发展了游击战。这些在东方主战场的作战实践中形成的思想理论和战略战术，不仅指导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也为亚洲被压迫民族反抗外敌入侵、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提供了参考。
中国战场的英勇战斗，从军事上、理论上、精神上极大地鼓舞了亚洲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当之无愧地成为东方反法西斯力量的中心和旗帜。
（二）积极倡导和推动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是世界人民的公敌，建立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战胜德、意、日法西斯的重要保证。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也是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
1938年2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不久，毛泽东就提出了三个反侵略统一战线的思想，即中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重申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团结亚洲人民共同对敌，是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一环。1941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以“共同打倒法西斯强盗，为东方各民族的自由平等与解放而努力”为宗旨，决定成立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来自日本、印度、荷属东印度、菲律宾、马来亚等国家和地区的130余名代表参会。东方反法西斯大会的召开和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奠定了东方各民族团结的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将东方各民族的反法西斯斗争和解放运动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各抗日根据地还先后成立了“在华日人觉醒联盟”“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等组织，后合并为“华北日本人反战同盟联合会”。有些日本士兵被俘后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英勇战士。
积极争取英、美等国家加入，是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关键步骤。当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扩大到全球范围时，中国主动加强同美、英、苏等国的联系，促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和建立。1941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关于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强调“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化了”，呼吁“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1942年元旦，由美、英、苏、中牵头的26个国家共同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国际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形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进一步显示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和进步性，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反法西斯阵营与法西斯阵营的力量对比，加快了战争胜利的进程。
毛泽东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团结世界人民一道打败法西斯主义，充分彰显了胸怀天下、同舟共济的世界情怀。
（三）有力配合和支援世界其他战场
1941年爆发的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使二战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也对中国抗战产生重大影响。国际反法西斯同盟正式成立后，开始共同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重要盟国。基于中国战场在整个世界战局中的重要地位，1942年1月，同盟国决定组成反轴心国盟国最高区域统帅部及西南太平洋区统帅部，成立中国战区。
中国的全民族抗战牵制了日军兵力，切断了德、意、日法西斯的直接配合，粉碎了日本与德、意法西斯称霸全球的图谋，有力配合与策应了其他战场的反法西斯战争。“北进”和“南进”是轴心国德、日双方制定的东方战略计划。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时，中国战场牵制着全部274万海外日军中大约70%的日军兵力，使日军难以实施“北进”战略，侵犯西伯利亚的“北进”计划得到遏制。因此，苏联得以避免两线作战，延缓了德日同盟的形成。中国战场还牵制和推迟了日本进攻东南亚的“南进”步伐。“南进”计划针对的是美、英、法，推迟“南进”计划为美、英、法进行相关战略准备争取了时间。罗斯福曾表示：“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区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
中国的持久战不但为苏、美、英等反法西斯国家赢得了宝贵的战争准备时间，也为他们提供了重要物质援助，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了同盟国及世界其他战场的反法西斯斗争。中国向盟国提供了大量战时急需的桐油、钨、锑、锡等战略物资，大量农产品及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在苏联卫国战争最危急关头，“东方佐尔格”——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地下工作者阎宝航，向苏方提供第一手情报。美军在中国敌后抗日根据地设置电台，收集日军情报和气象资料等。中国提供的这些支援，为保证同盟国实施“先欧后亚”大战略起了重要作用。“先欧”意味着美、英、苏的主要力量将优先用于欧洲，没有中国战场抗击百万日军，盟国就要将相当大的力量用来对付日本，“先欧”也会因缺乏先决条件而难以贯彻。“先欧后亚”符合同盟国的整体利益，但也意味着中国将继续承担起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要责任。
中国的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中国在战略策应上、军事支援上、物质援助上，对世界其他战场提供的无私支持，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四）宣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终胜利
早在1937年3月，毛泽东在同史沫特莱谈话时就指出：“日本对中国战争的最后结果，将不是日本的胜利，而是日本财政、经济以及政权的崩溃。这一点，不仅日本人民知道，就是日本资产阶级中具有远见的人们也是知道的，但日本军阀则无论如何也不知道。”这一伟大的预见，在8年后成为了事实。
在艰苦卓绝的长期抗战中，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中国人民终于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迎来了彻底胜利。
1945年5月德、意法西斯覆灭后，欧战结束，盟国只剩下日本这个主要敌人。中国和盟国一起，开展对日全面反攻作战。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广播的形式发布《终战诏书》。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投降书上签字，侵华日军向中国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的第二天即9月3日，被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时14年之久。从时间维度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也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全过程。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坚持抗争，赢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这个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艰辛抗战14年推动形成历史大势的必然，也是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共同抗击法西斯的胜利成果。以此为标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最终胜利。
第二章 永载史册：东方主战场的世界意义不可撼动
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习近平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东方主战场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世界人民的胜利。这个伟大胜利，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命运，而且深刻影响了近代世界的历史进程。
一、推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谱写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抵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极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辟实现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创造了重要条件。
（一）重新确立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中国人民长期被笼罩在列强侵华战争的硝烟之中，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都参与过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断遭到侵蚀，中华民族的灾难日益深重，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民族危机。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不断抗争，但都以失败告终。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扭转了这种历史颓势。
这一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日本被迫归还甲午战争以后从中国窃取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神圣领土。中国人民有力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彻底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
这一胜利，为中国获得独立平等地位创造了条件。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强迫中国签订的数百个不平等条约，极大损害中国主权，是中国成为半殖民地的屈辱象征。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反动政权，建立了新中国，彻底废除了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取消了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收回了丧失100多年的海关自主权、领水主权等，中国人民真正站立起来了。
这一胜利，使中国国际威望显著提高。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战后参与发起成立联合国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重新确立了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中华民族赢得了崇高的民族声誉。
（二）锤炼坚强的领导力量
抗日战争的严峻复杂局面考验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党以顽强斗争精神和高超斗争本领，有力开展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有力应对一系列重大挑战，创造出以弱胜强的历史成就，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
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最早宣传者、动员者、组织者，积极倡导、建立、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团结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的坚强政治领导核心。
在战略上，中国共产党制定实施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一开始就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指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
在斗争方针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高度，指挥人民军队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实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探索形成了一整套灵活有效的作战体系。
在行动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抗日最积极、最坚决、最勇敢。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向抗战前方走，坚持到沦陷区去，始终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成为同侵略者英勇战斗的民族先锋。
1945年，在即将取得最终胜利之际，中共七大对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和成绩作了系统总结，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中国的重心不在任何别的方面，而在我们这一方面。”
经过抗日战争的锤炼，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和中共七大，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形成了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久经考验的政治家集团，有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
越来越广泛的人民群众在抗日战争中认识、了解和信赖中国共产党。1940年，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率团回国考察慰问，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强烈对比，让陈嘉庚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中国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认可，大批知识青年长途跋涉、历尽艰难，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纷纷涌入延安。“到延安去”，成为向往和平、民主的人们的一致选择。
经受住抗日战争严酷锤炼而成熟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顺应历史潮流，迅速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彻底洗刷百年屈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中国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三）唤起中国人民的伟大觉醒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被列强冠以“东亚病夫”的屈辱称号，国家四分五裂，民众如“一盘散沙”，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民族精神几近窒息。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唤醒了中华民族，让这个曾被轻视的民族凝聚成无坚不摧的钢铁，从自卑媚外走向自信自强。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
民族认同与国家意识空前凝聚。面对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中国人民在团结御侮过程中，加深了对国家、民族的理解，“中华民族”意识得到空前强化，“国家统一”与“民族独立”成为超越一切分歧的共同信念。从劳苦大众到上层人士，从国内人民到海外华侨，都深切关心民族的存亡，积极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千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各界民众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凯歌。
人民主体意识显著增强。在这场伟大斗争中，抗战不再是单纯的政府或军队行为，广大人民群众主动参与救亡图存，为抗战出人、出力、出钱，乃至义无反顾奉献生命，人民成为抗战的真正主体。在离抗日前线遥远的新疆，在“一切为着抗日的胜利”和“有钱出钱”的口号下，新疆各族群众踊跃为抗战捐款捐物。很多劳动者从微薄的生活费里设法节省开支，一点一滴地积攒起来，送到抗日救国后援会。在1938年11月迪化（今乌鲁木齐）的献金运动中，献金台两边高挂大幅标语：“集中个人的财力，驱逐日本强盗出中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家联合起来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
对中国道路与领导力量的认识不断深化。抗日战争的实践，让中国人民对不同政治力量的路线与能力有了清晰对比，进而深化了对中国道路与领导力量的认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扎根民众、依靠民众，持久战战略为全国军民指明方向，新民主主义道路点亮抗战胜利后的光明前景。广大人民群众逐渐认识到：新民主主义道路是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正确选择，中国共产党是引领中国走向光明的可靠领导力量。
民族自信自强精神得到重塑。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首次完全胜利，更从根本上重塑了民族自信自强精神。当中华儿女不分阶层、不分地域，为守护民族存续共同战斗时，广大民众看到了自身力量的可能性。这场战争，不仅是军事战斗的胜利，更是民族精神的重生。它让中华民族彻底告别了近代以来的屈辱与涣散，以觉醒者的姿态，坚定地踏上了追求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道路，为后续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群众基础，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
（四）锻造英雄的人民军队
经过抗日战争的战火淬炼，人民军队的力量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壮大，逐渐成长为一支听党指挥、忠心报国的英雄军队和为民族复兴保驾护航的中坚力量。
政治品格更加坚定。人民军队始终坚持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这是人民军队来自人民、服务人民的根本保证。抗日战争中，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不断完善，建立起完整系统的组织体系、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为军队提升战斗力、持久抗战奠定了坚实基础。
军队力量大幅提升。人民军队通过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在实践中广泛开展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等歼敌方法，形成了一系列有效的战术战法，作战能力显著提升。党领导人民军队以一系列开创性举措解决了战争条件下军队生存与发展、建设与打仗等重大问题。到抗战胜利时，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主力军和地方军由全民族抗战开始时的约11万发展到约132万，民兵达260余万，并建立了19块抗日根据地，形成了稳固的后方。人民军队的数量、装备、物质保障等实现了巨大改善和提升。
优良作风进一步改善。抗日战争中，人民军队的军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得到进一步强化。八路军、新四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群众财产，帮助群众生产，形成独有的“军民鱼水情”。抗日战争时期，军民一体、协同作战成为战争常态。在抗日根据地，涌现出“马定夫爱民模范连”“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等一大批先进典型，留下了“刘老庄连”等一批展现“军爱民、民拥军”生死情谊的抗战故事。人民军队以自己的忠诚与鲜血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普遍信任和广泛支持。1945年，毛泽东评价道：“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五）孕育伟大抗战精神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仅是一场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艰难对抗，更是一次民族意志和精神力量的淬炼升华，是一部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向死而生的精神锻造史。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铸就了伟大抗战精神，重塑了民族自信和民族尊严。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中华大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呐喊响彻云霄，原本“一盘散沙”的中华儿女，因强烈的家国情怀空前团结，共赴国难，争先投入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当时的一篇报纸社评这样写道：“今天南北战场上，是争着死，抢着死，因为大家有绝对的信仰，知道牺牲自己，是换取中华民族子子孙孙万代的独立自由，并且确有把握，一定达到。”北京密云一位名叫邓玉芬的妇女，自己的丈夫和5个孩子都奔赴前线，全部战死沙场。她说：“咱没钱没枪，可是咱家有人。不能出财力，咱们可以出人力，在打鬼子这件事情上，绝对不能含糊。”
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面对武器装备远超自己的侵略者，中国人民没有屈辱退让，而是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绝，坚守民族尊严。1935年，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第1师第2团政治委员赵一曼在与日军作战中负伤被俘。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她坚贞不屈。在狱中写下“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的绝笔，从容就义。无数中华儿女在枪林弹雨中挺直脊梁，在酷刑折磨下不改初心，将坚贞不屈镌刻在历史丰碑之上。
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中国人民在极端艰苦条件下，没有被穷凶极恶的敌人所吓倒，而是抱定抗战到底的决心，与侵略者血战到底。平型关大捷打破侵华日军所谓“不可战胜”的神话，台儿庄战役歼敌万余彰显中国军人的血性；百团大战给日军的“囚笼政策”以沉重打击，振奋全国士气；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人腹地，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从正面战场到敌后战场，中国军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前仆后继赴国难，以“战至最后一人”的英雄气概，一次次粉碎敌人的进攻，创造了以弱胜强的英雄史诗，彰显了中国人民和中华儿女坚不可摧的英勇力量。
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抗战初期，日军凭借优势兵力迅速占领中国大片国土，战争局面呈现“一边倒”的态势。但中国人民从未放弃，而是以顽强的意志品质，在困境中坚守胜利希望。即便在最艰难的阶段，中国人民也始终坚信，日本侵略者虽然能够一时占领中国大片国土，但它绝不可能征服中国人民的意志，胜利必定属于中国。正是这种永不言弃的必胜信念，以及“打到底、不投降”的顽强抗争，支撑着中国人民熬过最黑暗的时刻，最终迎来抗战胜利的曙光。
在抗日战争中孕育形成的伟大抗战精神，不仅引领中国人民战胜了日本侵略者，更在战后激励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一位老者对比新中国和旧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十分感慨，他说：“过去我满眼看见的都是些死人。——所谓‘行尸走肉’，其身未死，其心已死。”“今天不然了。我走到各处都可以看见不少人站在各自岗位上正经干，很起劲的干，乃至彼此互相鼓励着干，有组织配合地干。”“由死到活，起死回生，不能不归功共产党的领导。”
在抗日战争中孕育形成的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二、促进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进程
法西斯主义邪恶势力挑起战争，妄图称霸世界，加深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掠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推进的过程，也是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有力推动了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促进了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进程。
（一）推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潮流
毛泽东曾指出：“如果说，十月革命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那末，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就是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全球有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殖民主义控制的领土上，世界民族解放任重道远。各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斗争，往往以失败告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极大鼓舞了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斗争。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通过艰苦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压迫，于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结束了百年屈辱史。历史证明：经济文化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只要凝聚民族力量，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就能战胜强大的敌人。中国的胜利让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清晰认识到，反抗侵略与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并非遥不可及的空想，而是已经具备充分的现实条件与实践基础。
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典型代表，为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树立了光辉榜样，鼓舞着这些国家以正义的人民解放战争反对非正义侵略战争，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促进了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也为人类和平、民主、正义、进步事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越南、印度尼西亚、埃及等国家，都从中国革命道路汲取经验，先后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
（二）树立争取民族解放的典范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鼓舞了世界上遭受侵略和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信心与勇气。强弱悬殊，是世界民族解放的头等难题。中国人民以同仇敌忾和不屈不挠的精神，用落后的武器装备打败了经济实力和军事装备远胜于己的强敌，创造了半殖民地弱国战胜帝国主义强国的奇迹，积累了经济和军事弱国战胜军国主义列强的宝贵经验，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开辟了具有可能性和现实性的道路。这一历史经验，为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学习榜样和路径参照。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创造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为世界被压迫民族提供了现实可行的解放途径。在革命理论层面，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通过分析敌强我弱的战争态势、各阶级的抗日态度等现实问题，逐步形成了持久战理论、统一战线理论等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为弱国对抗强国提供了科学战略指引。在革命实践层面，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依靠人民、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路径。通过敌后游击战等灵活战术，以弱胜强打击敌人，为装备落后的民族解放武装提供了作战参考；以根据地为依托，开展土地改革保障农民利益、发展生产充实抗战物资，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证明了“人民战争”是争取解放的有效路径，让亚非拉国家看到了依靠底层民众实现民族独立的可行性。
（三）加速世界殖民体系的崩溃
近代以来，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欧洲工业革命发展，西方列强通过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和军事征服等手段，逐渐建立起全球性的殖民体系，亚非拉许多国家和地区变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或附属国。据统计，1914年世界总人口约18亿，其中5亿多人处于西方殖民国家直接统治下，还有远超此数的人生活在半殖民地。
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坚决与日本法西斯抗争，给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建立的世界殖民体系以沉重打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彻底击败了德、意、日法西斯反动势力，彻底粉碎了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企图通过战争称霸世界的野心，彻底否定了一切侵略扩张和殖民行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殖民体系迅速崩溃，法西斯主义被视为全人类的共同敌人，渴望和平、追求和平、珍惜和平、保卫和平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
在亚洲，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并肩战斗，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日本建立的殖民帝国迅速瓦解崩溃，为亚洲民族解放运动扫除了巨大障碍。中国为朝鲜、越南等国家的大批抗日志士和革命者提供武装抗日的条件，使其能在中国组建抗日武装或加入中国的抗日武装，展开抗日斗争，并为他们培训从事抗日斗争和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骨干力量。1945年，朝鲜人民推翻日本帝国主义长达30余年的殖民统治；同年，越南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印度尼西亚爆发八月革命，宣告成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动摇了世界殖民主义的基础，推动了殖民地、附属国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为世界范围内方兴未艾的民族解放运动开辟了广阔道路。英国、法国、荷兰等老牌殖民帝国在战争中遭到严重削弱，其控制下的殖民地纷纷走上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有100多个国家先后取得民族独立和解放，数十亿人挣脱了殖民主义枷锁。
三、推动新的国际格局构建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后期，中国积极参与创建联合国和建设战后世界新秩序，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战后国际秩序是当今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基石，中国始终是这一秩序的重要建设者和捍卫者。
（一）粉碎日本称霸世界的扩张计划
日本军国主义精心炮制的“大东亚共荣圈”，本质上是一张以侵略扩张为核心的殖民帝国蓝图。这一计划妄图以日本为“盟主”，通过军事占领、经济掠夺和文化奴役，将东亚、东南亚乃至太平洋部分地区纳入其势力范围，实现对亚洲的全面控制。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以铁的事实彻底击碎了这一狂妄迷梦。
中国在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中，始终牵制日军主力，瓦解了“大东亚共荣圈”的军事根基。苏德战争爆发时，中国战场牵制着海外日军的绝大部分兵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陆军大部分兵力仍然被束缚在中国战场上。这种持续不断的战略牵制，使日本陷入“双线作战”的困境。一方面，日军无法集中兵力向东南亚、南亚等地实施大规模扩张，原定的“南进”计划被迫一再推迟；另一方面，为维持中国战场的攻势，日本不得不消耗大量军费、物资和兵员，严重削弱了其整体战争潜力。中国军民以血肉之躯构筑的防线，如同一条坚韧的锁链，死死锁住了日军的侵略步伐，从根本上动摇了“大东亚共荣圈”的军事基础。
中国同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不仅关系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而且与维护亚洲及世界和平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捍卫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更以无可替代的贡献粉碎了日本称霸世界的幻想，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作出了杰出贡献。
（二）共商创建联合国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前后，国际社会作出了成立联合国的重要决定。从共同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壮大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力量，为创建联合国奠定组织基础；到共同发表《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承认有必要在尽速可行的日期，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再到共同通过《关于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议案》，明确规定联合国组织的宗旨和原则、会员国资格、机构设置及其职能等，中国参与了联合国创建的全过程。
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举行。6月26日，通过《联合国宪章》。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会议，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在宪章上签字。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开始生效，联合国正式成立。按照宪章第23条规定，中、法、苏、英、美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在创建联合国的过程中，中国参与了许多重要决策的制定。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中国提出，处理国际争议应注重正义与国际公法原则，国际公法的发展与修改应由大会提倡研究并建议，经济暨社会理事会应促进教育及其他文化合作事业。这三条建议都被会议采纳，其中第一条建议还被纳入《联合国宪章》第一条，成为联合国宪章宗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旧金山会议上，中国强调，托管的最终目的是使被托管国走向自治和独立。这一条也被写入《联合国宪章》，体现了民族平等与民族自决的原则。
中国参与建立的联合国是最具普遍性、代表性、权威性的国际组织，它寄托了人类的新愿景，开启了合作的新时代。中国参与制定的《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基石，确立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三）建设战后世界新秩序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质是不可动摇、不容挑战的。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坚决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在战后世界新秩序建设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为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通过《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具有国际法性质的文件，积极推动战后世界相关国家对领土归属问题作出公正、合理安排。1943年12月，中、美、英三国发表《开罗宣言》。中国在宣言的酝酿和制定过程中，始终坚持“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的立场，坚持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归还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领土侵占。这一主张得到了美、英等国的认可，为宣言的最终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1945年7月，美、英、中为促令日本投降发布《波茨坦公告》，明确指出：“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中国作为公告的重要参与方，再次强调了对台湾等领土主权的坚定立场。这些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对中国领土主权的确认，离不开中国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巨大牺牲和不懈努力，中国的坚持为战后领土归属问题的公正合理解决提供了有力保障，其历史和法理事实不容置疑和挑战。
中国通过东京审判以及对战败国实施改造，推动形成惩罚战争罪犯、剥夺战败国战争潜力和权力、从法律上限制其政治和军事野心的一整套制度设计。根据《波茨坦公告》关于“对于战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在内，将处以法律之裁判”的规定，1946年1月1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成立，中国是11个委派法官参与审判的国家之一。中国法官代表秉持正义，深入参与了对28名首要战犯的起诉与审判过程，为1948年11月对25名甲级战犯的有罪宣判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积极推动审判确认侵略战争为国际法上的犯罪，明确策划、准备、发动或者进行侵略战争者为甲级战犯，这一判决结果充分体现了中国及世界爱好和平人民要求严惩战争罪犯、珍视和平的态度。中国在审判中的积极参与，不仅是对自身在战争中所受苦难的铭记，更是对世界和平秩序的有力维护。
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战后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为推动世界持久和平，20世纪50年代，在战后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提出并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一原则源于中国对战争苦难的深刻感受和对和平的迫切渴望，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石，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伟大创举，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为处理国家间关系提供了基本准则，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响应，成为国际关系的普遍原则。它不仅推动了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有效缓解了国际紧张局势，还为战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搭建了坚实的框架，充分彰显了中国始终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决心和大国担当。时至今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被写入多个国际文件，为解决国际争端、推进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保障，为国际秩序改革和完善贡献了中国智慧。
第三章 以史为鉴：坚持走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人间正道
历史警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只有平等相待、和睦相处、守望相助，才能维护共同安全，消弭战争根源，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习近平
80年前，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以血与火铸就了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历史丰碑。在全球性风险与挑战交织叠加的今天，我们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就是要铭记历史、捍卫成果、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警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只有平等相待、和睦相处、守望相助，才能维护共同安全，消弭战争根源，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一、坚持和弘扬正确二战史观
揭示历史真相，是更好开创未来的前提。正确二战史观，是科学认识二战历史的基础。当前，在看待二战历史问题上，仍然存在一些错误认识。只有本着尊重历史的态度、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才能正确认识二战历史，才能深刻汲取历史经验教训，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一）坚决反对美化侵略、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
日本军国主义惨无人道的侵略行径、令人发指的屠杀罪行、野蛮疯狂的掠夺破坏，给中国人民和广大亚洲国家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和巨大损失。然而，二战结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战争罪行并未得到彻底的清算和客观的反省。长期以来，日本一些政客和右翼势力无视铁的事实，美化侵略行径，企图推卸战争责任。时至今日，依然存在歪曲历史、为日本军国主义开脱罪责的言行。他们一再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陆续提出了“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殖民统治有益论”“侵略有理论”“侵略免责论”“否定东京审判史观”等等形形色色的荒谬论调和错误史观，企图颠倒黑白、蛊惑人心。
在政治上，日本一些人坚持否认对外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将侵华歪曲为“自卫”，将战犯美化为“英雄”，推进修改和平宪法，突破和平宪法对发展军力的约束，篡改历史教材，否认铁证如山的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等。部分政客还多次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严重伤害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感情。在学术上，“皇国史观”及其变种、“自由主义史观”等错误史观不断出现在日本各类著述中。一些人披上“理论研究”的外衣，以学术研究为名，发表美化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言论，传播错误二战史观，描绘错误二战图景，以更具迷惑性与危害性的方式，企图颠覆历史，彻底否定日本侵华战争的侵略本质。
近年来，日本国内一些人淡化日本侵华在先的事实，极力塑造自身“核爆受害者”的国际形象，企图混淆视听，争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解释权。为极力掩盖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他们还提出“历史战”，狡辩“针对‘慰安妇’问题的讨论已经不是单纯的历史问题，而是一场战争”，反映出对二战历史问题的极端不负责任态度，以及对错误二战史观的倾力维护。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这些颠倒是非的观念，反映出日本一些人对过去的不负责任和主观偏执，更体现出他们对日本未来走向的错误认知和令人担忧的方向偏离。一切罔顾侵略战争历史的态度，一切美化侵略战争性质的言论，不论说了多少遍，不论说得多么冠冕堂皇，都是对人类和平和正义的危害。这些错误言行，藐视历史事实和国际正义，挑战人类良知，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必须高度警惕、坚决反对。
（二）客观展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整图景
坚持正确二战史观，既要反对颠倒黑白、美化侵略战争，也要反对主观片面、以不负责任态度对战争图景进行肢解和选择性记忆。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汇聚全世界正义力量的整体性胜利，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进行的正义事业。这场战争，由反法西斯同盟的正面作战与各国人民的抵抗运动共同组成，由起始于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各个战场共同构成，无论是亚洲战场、欧洲战场，还是太平洋战场，或其他战场，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容分割的组成部分。这场战争经历了由局部到全球的变化过程，战争一开始并未达到世界规模，而是随着战事发展逐渐演变为全球性的大规模战争。这些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上无可争辩的客观事实，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科学地认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整性、全局性。
长期以来，在西方学界的二战叙事中，东方战场被边缘化。比如，相关著作只注意到二战在欧洲的起源，而忽略二战在亚洲的起源，所谓“二战六年论”就是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起点简单限定为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实际上，日本、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势力结成了轴心国，在法西斯主义势力整体崛起的国际背景下，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悍然侵略中国东北，是具有全球性意义的标志性事件，而不仅仅是中日之间的局部性事件。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战争以践踏正义、挑战人类文明底线为特征，以独占亚洲、称霸世界为目标，对国际形势和世界历史造成了全局性影响。正因为如此，1931年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法西斯的斗争，客观上拉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中国人民从1937年开始在广大的国土上开展的全民族抗日战争，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14年的顽强抗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三）正确认识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历史贡献
坚持正确二战史观，必须深刻认识这场战争的性质、根源和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在二战历史问题上各种形式的错误观点，实质是对这个问题的模糊和歪曲。
正确认识战争的性质。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带给人类深重灾难的一场浩劫，日本、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势力是战争祸首。世界人民为反对法西斯主义争夺世界霸权、对外侵略扩张、实行恐怖独裁统治而被迫进行的战争，其性质是反侵略、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决不能忽视战争本身的正义与邪恶属性，将二战简化为争夺“生存空间”或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战争。
正确认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归根到底是世界人民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创造的。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世界人民为战争的胜利付出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代价，伤亡超过1亿人。世界人民的奋勇抗争是决定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因素。决不能忽视世界人民的主体地位、无视世界人民的历史活动，而只强调活跃在历史前台的少数个人的作用尤其是他们的意识的作用，不能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简单地看作是大国争霸、个人决策的结果。
特别是要正确认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和贡献。长期以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不被世界所熟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作用未得到足够重视和公正评价，中国一直被描述为“轴心国受害者”或“依赖盟军拯救的失败国家”。这种淡化、矮化、贬低中国人民巨大贡献和牺牲的错误史观，不仅违背了历史真相，也偏离了严谨的学术立场。对此，我们要高度警惕。中国是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中流砥柱，中国人民作出的重大贡献、发挥的关键作用、付出的巨大牺牲，不容否定、不容忽视、不容歪曲。
二、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深刻改变了世界格局和人类历史进程。面对战争带来的惨烈后果，人们作出种种努力，以避免战争、维护和平。世界各国不断探索，通过集体安全机制维护和平，协调国际合作，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组织和机制，确立起规范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为维护战后80年的总体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战后国际秩序是二战胜利成果的集中体现，是世界各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80年来，联合国在调解地区冲突、推动全球合作、保障人权、开展人道主义援助、促进教育与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支撑着世界的稳定与繁荣，确保了全球总体和平的基本格局，推动了人类文明长足进步。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秩序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和不公，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恰恰是由于这些宗旨和原则未能得到有效贯彻。国际形势越是变乱交织，我们越要坚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国际规则只能由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共同制定，不能由个别国家和国家集团来决定。国际规则应该由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共同遵守，没有也不应该有例外。对联合国，世界各国都应该秉持尊重的态度，爱护好、守护好这个大家庭，决不能合则利用、不合则弃之，让联合国在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其历史和法理事实不容置疑，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性不容挑战。无论台湾岛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外部势力如何干扰，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
（二）持续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面向未来，战后国际秩序应当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什么样的方向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符合世界最大利益、符合人类对美好未来的期望？中国明确提出了“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两大主张，并在实践中持续推进。
平等的多极化，是要体现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不能再允许个别或少数大国垄断国际事务，不能再允许以实力地位把国家分成三六九等，不能再允许谁的拳头大谁就说了算，更不能允许有的国家必须在餐桌上、有的国家只能在菜单里。要确保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能在多极化进程中平等参与，享受权利，发挥作用。
有序的多极化，是要共同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共同坚持普遍认同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多极化不是阵营化，更不是碎片化、无序化，各国都要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内行事，都要在全球治理的进程中合作。
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深刻揭示了世界多极化的丰富内涵和时代特质，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公道正义的共同追求，契合了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现实需要，将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三）持续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秩序，健康有序的世界经济秩序是避免战争重演、促进持久和平的关键。20世纪末以来的经济全球化，促成了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技术大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出现了很多“逆流”和“回头浪”，但这一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没有改变。为引领经济全球化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中国提出并坚持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普惠的经济全球化，是要做大并分好经济发展的“蛋糕”，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都能参与并享有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妥善解决国家间和各国内部的发展失衡问题，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是要支持各国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不搞发展模式的单一化，摒弃损人利己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保持全球经济增长活力与动力。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积极倡导和持续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正处于历史十字路口的世界提供了中国主张，也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供了中国方案。
三、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光明每前进一分，黑暗便后退一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谴责侵略者的残暴，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照亮未来，唤起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呼吁各国共同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让世界各国人民永享和平安宁。
（一）警惕法西斯主义卷土重来
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但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高悬在人类头上。当下，为谋求自身霸权和私利，部分国家图谋篡改二战胜利成果，反人类的纳粹主义和种族优越主义思潮仍有卷土重来的风险，美化纳粹及其帮凶及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排外的行径仍时有发生。
个别国家大搞本国优先、强权霸凌，滥用政治军事、经济金融、科技文化等各领域霸权，企图以单边主义取代多边主义，以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取代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阻碍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战争爆发的土壤并未根除，持久和平依然任重道远。
二战的惨痛教训告诉人们，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强权独霸不是人类和平之策。赢者通吃、零和博弈不是人类发展之路。和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共赢而不是零和，才是人类社会和平、进步、发展的永恒主题。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崇尚正义的人民，必须紧紧团结在一起，高度警惕各类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变种和苗头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坚决反对将人类陷于战争的悲剧重演。
（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二战的历史证明，解决好世界性问题、地区性冲突、国家间矛盾，不能靠武力，不能靠强权，不能靠争霸。解决错综复杂的国际矛盾和冲突，要通过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2021年4月，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真正的多边主义”理念。真正的多边主义，就是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不能把一个或几个国家制定的规则强加于人，也不能由个别国家的单边主义给整个世界“带节奏”。
国际政治现实中，单边、倒退和强权从来不会直接以本来面目示人，总是要披上道义的外衣，将自己装扮成“正义”的模样。单边主义者总要拉上几个“小圈子”，将单边霸凌行径伪装成“多边行动”的样子。“小圈子的多边主义”是集团政治，“本国优先的多边主义”是单边思维，“有选择的多边主义”是双重标准，这些形形色色的伪多边主义，本质是假多边之名、行单边之实，罔顾他方合理关切，谋求小集团利益，维护自身霸权地位。世界要公道，不要霸道。我们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和伪多边主义。
真正的多边主义是人类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凝聚了世界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的共识。中国提出并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多边主义正本清源，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走向进步。
（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二战后，以联合国为主体的、涉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广泛领域的全球治理体系初步建立，全球治理实践进入大发展阶段。但随着全球性挑战的不断涌现，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越来越成为当今世界迫切需要解答的时代课题。习近平主席指出：“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
全球治理的实质在于国际社会以共同行动应对全球性风险挑战。然而，当今一些国家秉持意识形态偏见和单边霸权心态，固守冷战思维，将是否遵循西方理念、依照西方模式、维护西方霸权视为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标尺，进一步加重全球治理赤字。中国立足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客观现实，坚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积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2025年9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号召世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加强和完善全球治理进一步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倡议的精神内涵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旨在坚定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推动各国依托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使之与时俱进，更有效应对时代挑战。
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要加强全球经济治理，主动适应和积极引导经济全球化发展，倡导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要加强全球安全治理，推动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加强国际安全合作，坚持推进国际共同安全。要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要加强全球环境治理，开创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四、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80年前，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胜利，为人类和平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今天，为应对新的全球挑战，回答“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要课题，中国提出了新的方案，这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战略引领。和平安宁、物质丰富、精神富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追求。发展是安全和文明的物质基础，安全是发展和文明的根本前提，文明是发展和安全的精神支撑。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等维度指明了人类社会的前进方向。
（一）建设普遍安全的世界
安全问题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事关人类的前途命运。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目标。当前，国际形势并不太平。地区安全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叠加。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依然生活在战火纷飞中，民不聊生、生灵涂炭，全球安全赤字日益凸显。
2022年4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着眼人类安危福祉，郑重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强调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主张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全球安全倡议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为应对国际安全挑战、完善全球安全治理、破解人类安全困境提供了新思路。
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建设普遍安全的世界，要告别绝对安全，实现安危与共。世上没有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一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他国的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邻居出了问题，不能光想着扎好自家篱笆，而应该去帮一把。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安全威胁，单打独斗不行，合作安全、共同安全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选择。各国需要同舟共济、团结协作，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携手建设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
（二）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是解决人类面临诸多问题的总钥匙。习近平主席指出：“发展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旨在凝聚全球发展共识，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推动世界各国共同进步。
当前，世界发展赤字持续扩大。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肆虐，一些国家构筑“小院高墙”、强推“脱钩断链”，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全球发展动能不足，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24年可持续发展报告》，预计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只有17%能够完成。全球发展结构失衡，贫富差距、南北差距问题更加突出，多数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全球经济发展的“边缘地带”，与掌握资本、技术优势的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全球发展倡议，最根本的目标是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最核心的要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最重要的理念是倡导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最关键的举措在于坚持行动导向。全球发展倡议系统回答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发展等一系列事关全球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建全球发展共同体，为人类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三）打造世界文明百花园
多样文明是世界的本色。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不同文明相互遇见、彼此成就，共同推动了人类社会大发展、大繁荣，共同构成人类文明绚丽多彩的百花园，共同书写了美美与共、交流互鉴的灿烂篇章。
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2023年3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文明倡议，系统阐释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的中国主张，向全世界发出增进文明交流对话、在包容互鉴中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真挚呼吁，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精神动力。
全球文明倡议，主张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主张共同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主张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主张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这一倡议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逐渐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和认同。第七十三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玛丽亚·费尔南达·埃斯皮诺萨说：“中国的全球文明倡议有助于各国弥合分歧、重建信任，以文明多样性来构建一个真正包容、和平的世界。”
践行全球文明倡议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只有各国携起手来，积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持续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才能打造美美与共的世界文明百花园。
三大全球倡议紧紧抓住了发展、安全、文明等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矛盾，给出了明确的理念、清晰的思路和行动的方案。三大全球倡议提出以来，已经获得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越来越从中国主张变成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变成共同行动。
回顾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以来的历史，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人类必须同心同德、相向而行，将三大全球倡议真正见诸行动，让安全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坚持不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创造一个持久和平的美好世界。
结 语
历史的烟尘虽已散去，但记忆的长河永远奔流，战争的启迪历久弥新。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中国战场的胜利是中国人民万众一心、顽强拼搏的共同创造，彰显了中华民族维护人类正义事业的强大力量。
我们铭记历史，铭记的是中国战场为保卫和平、反抗法西斯主义所付出的重大牺牲、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是中国人民面对穷凶极恶的法西斯侵略者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始终刻在基因里的热爱和平、以武止戈的价值追求。
我们总结历史，总结的是东方主战场不可撼动的世界意义，是中国共产党经受住惊涛骇浪考验而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强领导核心的深刻道理，是与世界上一切遭受侵略与压迫的民族携手反抗霸权霸道霸凌、维护独立和主权的宝贵经验。
我们以史为鉴，得出最重要的结论就是要坚持走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人间正道。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启示，就是必须毫不动摇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将“和平发展”写入宪法和执政党党章、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大国。珍惜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坚持正确二战史观，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决不允许法西斯主义卷土重来，决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这既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最好纪念，也是世界各国应该肩负的共同责任。
面向未来，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大潮中，只有顺势而为，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应对全球性难题与挑战，才是正确选择。中国人民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与各国人民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将一如既往为世界和平安全作贡献，一如既往为世界共同发展作贡献，一如既往为世界文明交流作贡献。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起，做历史记忆的守护者、发展振兴的同行者、国际公平正义的捍卫者，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必将胜利！
编写说明与致谢
《回望历史捍卫正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伟大贡献》智库报告课题组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理事长曲青山与新华通讯社社长、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傅华任组长，新华通讯社总编辑吕岩松任副组长，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学术和编审委员会主任（副部长级）王均伟与新华通讯社副总编辑任卫东任执行副组长，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课题组成员包括李珍、刘敏茹、孙艳玲、茅文婷、方闻昊、张晓飞、吁帅彪、董晓彤、王光鑫、桑田、王亚莉等，新华通讯社课题组成员包括刘刚、崔峰、杨柳、杜源江、伍晓阳、郝薇薇、白旭、许晓青、吴光于、王楠楠、刘明霞等。报告英文版翻译人员为刘亮、姜睿、骆忠武、钟晓辉、杜乐言（美国）等，英文版核校人员为胡绿杰、田颖、孙雯骥、房宁、马玉洁、强力静、蒋文茜、荣娇娇等。
课题自2025年2月启动以来，历时半年多采访、调研、撰写、修改、审校完成。
在报告写作和发布过程中，首都师范大学荣誉资深教授徐蓝，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原研究员彭玉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日本与东亚史研究室主任张跃斌，华东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历史学系教授、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副会长孟钟捷，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政治学教授范勇鹏，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会副秘书长蒋杰，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周勇等专家学者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和指导，在此一并表示诚挚谢意。
碧波深处有中华——中国在南海领土主权海洋权益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南海诸岛归属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内容
一、战后国际秩序明确南海岛屿领土归属中国
二、中国收复南海诸岛是国际法赋予反法西斯侵略战胜国的权利
三、中国依法恢复行使南海诸岛主权得到国际承认
第二章 部分声索国升级南海争端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一、非法侵占岛礁：部分声索国侵犯中国领土主权
二、加快油气探采：部分声索国掠夺南海自然资源
三、挑战正常维权：部分声索国不断挑衅滋事
四、歪曲舆论认知：部分声索国搬弄是非混淆视听
五、推动国内立法：部分声索国挟仲裁案谋取更大利益
第三章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绵延千年
一、历历可考的发现命名确定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
二、跨越千年的开发经营彰显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
三、绵延不断的有效管辖巩固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
第四章 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拥有坚实法理依据
一、中国人最早发现和开发南海诸岛，符合国际法“通过发现和先占取得领土主权”原则
二、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主张获得广泛的国际承认，符合国际法有关领土取得的“禁止反言”原则
三、菲律宾等域内国家以所谓“地理邻近”侵占南海岛礁，违反国际法相关原则
四、中国主张在南海的海洋权益，符合国际法“陆地统治海洋”原则
五、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受到国际法保护
结 语
编写说明与致谢
前 言
80年前，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和平的阳光再次普照大地。
此后，中国政府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所作出的明确规定，收复南海诸岛。
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曾非法侵占中国南海诸岛，中国人民对此进行了英勇抵抗，并在斗争中承继先人对南海诸岛的开发与管辖。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推进，中、美、英三国于1943年12月发表《开罗宣言》郑重宣布，日本必须将所窃取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1945年7月，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其中第8条明确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
南海诸岛回归中国，是“二战”后国际秩序和相关领土安排的一部分，受到《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保护。否认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就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否定，就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背。
80年后，昭昭青史仍在，凿凿证据如山。
中国人民在南海的活动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和开发利用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最早并持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具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相关权益， “二战”结束后的数十年间没有任何国家提出异议。
而如今，本是商舟渔船自由航行之处，却波诡云谲。
2025年2月18日至20日，菲律宾2架C-208型机、1架N-22型机非法闯入中国南沙部分岛礁附近空域，1架C-208型机非法闯入中国黄岩岛领空。菲C-208 型机多次擅自改变飞行高度，218 秒降高920米，以不专业、危险的方式，蓄意近距穿越中国在空中正常巡逻直升机的高度层，险些引发海空不测事件。
这样的冲突屡屡在南海发生，已近乎成为常态。曾经长期平静的南海，变得越来越不平静了。
随着美国纠集盟伴国家对中国实施战略遏制，菲律宾等部分声索国与域外大国内外勾连，挑起事端，本是和平、合作、友好的南海，被“污染”成了充斥冲突对抗的地缘政治竞技场，南海争端朝着扩大化、国际化、复杂化方向发展。
中国政府一贯坚持与有关的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解决领土主权重叠的争议。中国和越南通过谈判协商划定了两国在北部湾的海上界线，这是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政策，以及践行国际法、维护国际法最好的例证。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中国始终坚持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争议，通过制定规则和建立机制来管控争议。这是中国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最大坚守，是中国践行国际法治的成功实践，也是管控和化解南海问题的必由之路。
碧波深处，丛屿星罗棋布。
水天边际，犹有中华河山。
南海，是中国人民的“祖宗海”，也是中华民族海洋文明的生动见证。海洋孕育了生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展望未来，中国将继续秉持“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做海洋和平的维护者、海洋秩序的建设者、海洋合作的推动者、海洋发展的贡献者，让南海成为造福地区各国人民的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
第一章 南海诸岛归属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内容
溯本清源，方能以正视听。
铭记历史，方能继往开来。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80年前，作为战后国际秩序与世界格局的一部分，中国依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奠定战后国际秩序的国际法律文件，恢复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
这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和西方殖民主义以非法方式侵占中国领土的全面否定，是对中国享有南海诸岛主权与海洋权益的尊重与确认。
1945年，中国人民在经历了14年浴血奋战，付出3500多万军民伤亡的巨大民族牺牲后，与世界人民共同取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为“二战”胜利的决定性国家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奠基者，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本身就是战后国际秩序和相关领土安排的一部分。
一、战后国际秩序明确南海岛屿领土归属中国
在中国三沙市永兴岛上，一块高约70厘米、宽约50厘米的石碑朝着大海，历经70多年的洗礼，如今依然庄重醒目。石碑正面上书四个红漆大字： “南海屏藩。”碑的背面镌刻着： “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张君然立。”
这座石碑定格了中国在“二战”后依法恢复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的历史瞬间。1946年11月，中国广东省政府受命组织力量南下接收被日军侵占的西沙群岛与南沙群岛。11月24日、12月12日，中国政府工作人员分别完成接收进驻西沙、南沙群岛，并在岛屿重立碑石、测绘岛图、踏勘资源、举行接收仪式，在蔚蓝的南海深处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对西沙、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
恢复中国对南海诸岛主权，是战后国际秩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如何处置日本在二战中非法侵占的他国领土，对实现战后亚太地区和平稳定至关重要。《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对于被日侵占的他国领土的处理原则和基本方针作出了制度性安排。
1943年11月，中国、美国和英国三国政府首脑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签署了《开罗宣言》，提出“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 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1945年7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全面胜利之际，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明确“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可以领有之小岛在内”。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侵占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的日本驻军撤退到海南榆林港，向驻扎在此的中国驻军投降。
二、中国收复南海诸岛是国际法赋予反法西斯侵略战胜国的权利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是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战场，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的抗战，大量消耗和削弱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实力，长期打击并牵制了日本大部分陆军和大量海军，使日军未能轻易冒险北进或南下，从而减轻了苏联和美、英等国的压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继续吸引和滞留日本陆军的主要兵力。“二战”时期，美国与日本还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进行过激烈的海空战斗。
中国收回南海诸岛主权是反法西斯侵略胜利的正当权益。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抗击和消灭日军最多，付出代价最大，对彻底战胜日本法西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日本战略进攻、中国战略防御期间，中日双方投入总兵力达400余万人，战线长达1800多公里，战火遍及中国10多个省区，战区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被卷入战争的中国人口达4亿之多。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付出了巨大牺牲，依据国际法完全有资格要求归还被非法占领的领土。
中国收回南海诸岛主权符合国际法“物归原主”原则。依据国际法，战时占领不构成领土主权的转移， 非法侵占他国领土必须“物归原主”。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胜国，中国享有收回被日本非法侵占的领土的权利。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在被日本入侵占领前属于中国。日本战败投降后，理应“物归原主”，归属中国。
中国收回南海诸岛主权得到国际条约确认。 旨在解决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的领土及国际地位问题的“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以下简称“旧金山和约”）于1951年9月8日签署，1952年4月28日正式生效。该和约申明“日本承认朝鲜半岛之独立，放弃台湾、澎湖、千岛群岛、库页岛、南沙群岛、西沙群岛等岛屿的主权”，其中第二章“领土”部分第2条第6款规定“日本放弃对南沙群岛与西沙群岛之所有权利、名誉与请求权”。
中国是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最大受害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四大战胜国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未被邀请出席旧金山会议。对此，中国政府1951年8月15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宣布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向为中国领土”，反对“旧金山和约”虽然规定日本放弃对南海有关岛屿的一切权利却不提归还主权问题，重申有关岛屿在日本投降后“已为当时中国政府全部接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有关岛屿的主权“不受任何影响”。
1952年，日本政府正式表示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以及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利与要求。同年，由时任日本外务大臣冈崎胜男亲笔签字推荐的《标准世界地图集》第十五图《东南亚图》，把和约规定日本必须放弃的西沙、南沙群岛及东沙、中沙群岛全部标绘属于中国。1972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中，日本重申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规定，再次确认了南海诸岛属于中国的事实。
三、中国依法恢复行使南海诸岛主权得到国际承认
1946年5月23日，中国政府派出海军抵达东沙群岛，设置气象台。8月15日增派整编第64师一个排登岛驻守。同年11月24日进驻西沙群岛永兴岛。12月12日南沙群岛接收人员在太平岛举行接收南沙群岛升旗典礼。自此中国完成了南海诸岛的收复工作，并在岛上派兵驻守，设立了各类军事、民事设施，从法律和事实上恢复了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
主要大国认可中国对南海诸岛恢复行使主权。1946年11月至12月，中国政府指派林遵上校等高级军政官员，乘坐“永兴”“中建”“太平”“中业”4艘军舰，分赴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举行仪式，重立主权碑，派兵驻守。中国政府用上述4艘军舰名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4个岛屿进行重新命名。中国此次行动得到了美国麦克阿瑟将军的支持，史料显示，中国军政人员正是乘坐美国提供的4艘军舰赴西沙和南沙群岛举行接收仪式。
此后，美国通过外交询问、申请测量、通报航行飞越计划等方式，显示了其承认中国对南沙群岛主权的立场。1957年至1961年2月，美军驻菲律宾的空军人员在黄岩岛及南沙群岛区域实施海图测量及气象调查时，曾多次向中国台湾当局提出申请，这表明美国认为这些岛礁的主权属于中国。中国还曾在南沙群岛有关岛礁上接待过美国军事人员。同期美国出版的地图和书籍等，如1961年版《哥伦比亚利平科特世界地名辞典》、1963年版《威尔德麦克各国百科全书》、1971年版《世界各国区划百科全书》，均确认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
苏联部长会议大地测量和绘图部1952年编制的《中南半岛和印度尼西亚图》中，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名称全部使用中文发音的音译，并用括号标注了“中国”的缩写。
国际组织认可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也得到国际组织的普遍承认。如1987年3月17日至4月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第14次会议讨论了该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全球海平面观测系统实施计划1985—1990》，建议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纳入全球海平面观测系统，并将这两个群岛列属“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执行该计划，中国政府被委任建设5个海洋观测站，包括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各1个。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在“二战”结束后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其根本原因在于南海诸岛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和相关领土安排的一部分，受到《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保护。
否认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就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否定。
第二章 部分声索国升级南海争端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冲闯、占礁、对峙、驱离 … …
自20世纪70年代南海发现大量油气资源以来，菲律宾、越南、文莱、马来西亚等南海声索国，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持续制造各类占领南海无人岛礁、掠夺南海海洋资源等闹剧。特别是2020年以来，在美国等域外大国的鼓动支持下，菲律宾通过实施“灰色地带”战略，持续对抗中国在南海的合理合法维权行动，以“弱者叙事”策略塑造对南海议题的错误认知，打着落实国际法的旗号推动菲国内海洋立法，美化自身对中国南海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的非法侵占。
菲律宾等部分国家围绕南海问题开展一系列不负责任的行动，将南海争端升级到接近“准军事行动”的级别，甚至将南海局势推向“冲突甚至战争的边缘”。
一、非法侵占岛礁：部分声索国侵犯中国领土主权
20世纪70年代南海发现大量油气资源后，菲律宾、越南等国加快武力侵占中国南海岛礁的步伐，南海岛礁之争激化。越、菲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并大兴土木、部署武备，为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所禁止。
越南在其非法侵占的中国南海岛礁上持续强化军事部署。近年来，越南加快在其非法侵占的南沙岛礁上增加军事部署，增强军事投射能力。越南以此进一步提升了它在南海实现其军事战略的可能性，面积不断扩大的侵占岛屿与越南南部“S”形海岸线构成了越南相对完整的服务体系，有利于其“以点控面”，利用地理优势发挥小吨位舰艇的作战灵活性，形成在海上的有效对抗。
菲律宾持续加强在其非法侵占的南海岛礁上的军事设施建设。2022年起，菲律宾明显加快了在其侵占的中业岛、西月岛、马欢岛、北子岛上的军事设施建设。2022年3月，菲律宾在马欢岛建造一个新的直升机停机坪。5月，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在西月岛、马欢岛、北子岛建立了指挥观察站，提升了对南海的海域探测监控能力。这些指挥观察站被用于监测周围的船舶，并向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国家总部通报信息。2022年6月，菲律宾在中业岛建立了一个海岸警卫队工作站，并完成了长1300米、宽100米的混凝土飞行跑道的建设。
此外，马来西亚在弹丸礁建设了一个海军基地。在外部力量的帮助下，菲、越等部分南海当事国或在其侵占的中国南沙岛礁上开展设施建设和军事部署，或增加居民数量、扩大岛屿设施功能，其根本目的在于向世界展现并巩固其对所侵占的中国南海岛礁已拥有所谓的“主权”。
二、加快油气探采：部分声索国掠夺南海自然资源
自南海发现巨大的油气资源以来，菲律宾、越南等国出于对油气资源的窥探，通过“海上争主权、海底争资源”，持续加大对中国南海岛屿的主权声索，非法攫取南海资源。
部分南海声索国通过在南海争议区域非法攫取油气资源，实现了从过去依赖进口原油到对外出口石油的结构性转变，是实实在在的获益者。面对丰富油气资源所带来的巨额财富，南海声索国不顾中国的警告与反对，持续加大油气资源盗采力度。
中国、菲律宾于2018年签署《关于油气开发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建立起政府、企业共同合作参与油气开发的“双层结构”磋商机制。但中菲油气领域合作受到菲宪法限制和海上有关争议的制约，菲于2022年停止和中国在南海的油气合作谈判。同时，菲律宾驻美大使2024年3月提出，菲律宾正寻求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其他盟友合作，开发南海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三、挑战正常维权：部分声索国不断挑衅滋事
2024年9月14日，中国南沙群岛仙宾礁。
在试图以坐滩方式强占仙宾礁屡遭失败后， 菲律宾海警“特蕾莎 ·马格巴奴阿”号船在非法滞留近5个月后，面对强大的各方压力，最终撤离该水域。
“特蕾莎·马格巴奴阿”号非法滞留中国仙宾礁，是企图复制25年前菲律宾“马德雷山”号军舰非法“坐滩”滞留中国仁爱礁的伎俩。1999年5月，菲律宾“马德雷山”号以船只遭遇搁浅无法行驶， 需要零部件来修理船只为由在仁爱礁西北侧潟湖坡“坐滩”。25年来，破败不堪、锈迹斑斑的“马德雷山”号长期有人看守，舰上人员焚烧和弃置生活垃圾、排放污水，如一颗毒瘤污染着洁净清澈的南海水域。
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菲律宾先后实施了34次较大规模的南海侵权行动，包括非法捕鱼、侵闯中国海域、非法侵登无人岛礁等。菲方的行为侵犯了中国领土主权，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共识，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菲律宾把目光聚焦在中国仙宾礁、牛轭礁、鲎藤礁等一些南海无人岛礁，通过挑起局部冲突的方式，开展自我赋予合法性且低于爆发战争门槛的挑衅行动，不断抬高中国与其地缘政治竞争的代价，迫使中国在不胜其烦、“多害相权取其轻”中做出菲律宾所期待的利益退让，从而达到变相占礁的目的。
四、歪曲舆论认知：部分声索国搬弄是非混淆视听
2024年3月5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
然而，这一事实清楚、责任完全在菲律宾一方的南海争端事件，在菲律宾与美西方主要媒体的报道中则被歪曲成了“中国船只恶意冲撞菲船只”“中国海警水炮冲击菲律宾运补船”“剐蹭受损的菲律宾舰船抵抗中国入侵”等具有视觉冲击力的虚假叙事，不断把菲律宾装扮成南海争端的“弱者”，试图误导国际社会对当前南海争端的认知。
这是菲律宾南海“灰色地带”战略中的重要内容— “弱者叙事”策略。菲律宾故意忽略南海争端的历史经纬与国际法理，避而不谈菲律宾出于攫取南海油气资源侵占中国南海岛礁的历史事实，而是“以非常专业的新闻传播技巧将中菲南海争端的国际话语聚焦到了更具多元话语效应且能够产生广泛传播力的感性事件上”，通过利用西方国家以南海问题塑造中国所谓“修正主义”身份的国际舆论环境，构建菲律宾所谓“反抗中国强者”的国际话语体系， 发起南海争端认知领域的“叙事战争”。
五、推动国内立法：部分声索国挟仲裁案谋取更大利益
2024年11月8日，马尼拉。
备受争议的菲律宾“海洋区域法”和“群岛海道法”正式颁布。这两项法案粗暴地将中国黄岩岛及南沙群岛部分岛礁非法纳入菲律宾领土范围，严重背离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的核心要义，暴露出菲律宾在南海扩张领地的野心。事实上，1898年《美西和平条约》（《巴黎条约》）、1900年《美西关于菲律宾外围岛屿割让的条约》（《华盛顿条约》）与1930年《关于划定英属北婆罗洲与美属菲律宾之间的边界条约》（《美英条约》）等三个国际条约，已从国际法层面明确菲律宾共和国领土范围。而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根本不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内 。
“西班牙应将称为菲律宾岛屿（Philippine Islands）的群岛（archipelago）和包括（Comprehending）在以下界线内的岛屿割让给美国：这条线从西到东沿着和或靠近北纬20°线并穿过可通航的巴奇海峡的中央，从格林尼治东经118°到127°子午线；然后沿格林尼治东经127°子午线至北纬4°459线，再沿着北纬4°459线至它与格林尼治东经119°359子午线的交叉点，然后沿格林尼治东经119°359至北纬7°409线，再沿北纬7°409线至它与格林尼治东经116°子午线的交叉点，然后沿一条直线至北纬10°线与格林尼治东经118°子午线的交叉点，再沿格林尼治东经118°子午线至起始的一点。”
—1898年《美西和平条约》（《巴黎条约》）第3条
近年来，中国和东盟一直就推动“南海行为准则”开展谈判磋商。面对来自中国的强烈反对，菲律宾依然强行推动国内海洋领域立法，更深层次的图谋是以落实国际仲裁庭南海仲裁结果为名，为其继续非法侵占中国南海岛礁提供所谓的法理依据，增加中国以谈判协商妥善解决南海争端的难度。这势必将严重破坏“准则”磋商氛围，加深相关当事国在南海争端上的立场对立，挫伤了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信心，拖累域内国家维护南海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动力。
第三章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绵延千年
从中国东汉时期（公元25年—220年）的《异物志》，到北宋时期（公元960年—1127年）设水师在南海巡逻；从明朝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28年时间里，受官方委派的郑和率中国船队巡视南海，到500多年前形成且沿用至今的中国渔民《更路簿》；从1868年出版的英国海军部《中国海指南》到1933年在法国出版的《彩绘殖民地世界》……
中国政府有效管辖南海、中国渔民耕作经营南海、中华海洋文明厚植南海的翔实史料一再证明：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和开发利用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最早并持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具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一、历历可考的发现命名确定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
中国大量从官方到民间保存完整的史料表明，在公元1世纪，中国官方记录中就明确记载，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中国人在南海航行或生产实践中发现南海诸岛。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随着中国人对南海认识的逐步加深，对南海诸岛的命名也由泛称细化为专有名称。
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南海诸岛。早在西方地理大发现的1400多年之前，勇于探索的中国人就通过航海发现了南海诸岛，将其命名并记录在文献中。此后的1000多年时间里，中国人通过航海实践不断完善对南海及南海诸岛的方位、里程、航路和地理形势的认识。
中国官员杨孚在《异物志》（约成书于公元76年—88年）中记载了将南海诸岛命名为“涨海崎头”，比越南声称的其发现西沙群岛的15世纪至少早1400年，比菲律宾声称的其发现南沙群岛的1947年早近1900年。事实上，在更早的中国西汉时期（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中国就开辟了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经由南海前往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
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及生产实践的逐渐增多，中国人对南海诸岛的认识逐步加深，对南海诸岛的命名也由“涨海崎头”这一泛称逐渐演变为对东、西、中、南沙群岛的专有命名，并被记录在中国历代文献中。从10世纪起，中国百种以上的各类文献中多将南海诸岛命名为“长沙”“石塘”。
南海是中国渔民的“祖宗海”。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渔民的认知中，南海是他们和祖先赖以生存的地方，赐予他们丰富的渔获，因此将其称为“祖宗海”。同时，渔民在耕海牧渔的生产实践中，通过口口相传和简单记录，赋予南海诸岛各具特色的“乳名”。
位于中国海南省的潭门镇， 是海南岛通往南海诸岛最近的港口之一，时至今日，仍是西、南、中、东沙群岛作业渔船后勤给养基地和深远海鱼货的集散地。在不少当地渔民中，今天仍然传承着《南海航道更路经》，也被称为《更路簿》 —数百年来当地渔民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形成的航海指南。
从明代初年开始出现的《更路簿》中，中国渔民就对南海中136个岛礁进行了命名，如称西沙群岛的永兴岛为巴峙，称南沙群岛的太平岛为黄山马峙等。
西方早已接受中国对南海诸岛的命名。中国对南海诸岛的命名被西方官方、民间以音译方式使用，长期影响着西方人对南海的认识。
19世纪中叶，英国测量舰“里夫尔曼”（Rifleman）号到南海地区进行测量，并在英国出版的《中国海指南》一书中记载，鸿庥岛为Namyit、景宏岛为Sin Cowe等，其命名方式显然是从中国渔民习惯称呼的“南乙”“秤钩”等音译而来的。
二、跨越千年的开发经营彰显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
从辉煌千年的“海上丝绸之路”，到从南海沉船中出土的文物，再到南海岛屿上的遗迹遗存……中华儿女2000多年来在南海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一个个铁证，有力地彰显着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
联通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从南海走过。从古至今，商贸始终是联通不同地区的驱动力。起源于中国西汉时期（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兴盛于隋唐时期（581年—907年）的“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联通中国与世界的海上贸易通道，更见证了中国绵延千年的南海开发历史。
一艘艘商船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港口出发，满载着货物在南海上航行……中国学者认为，“海上丝绸之路”可分为“东海丝绸之路”和“南海丝绸之路”两条海路，其中“南海丝绸之路”即以南海为起航点，以丝绸、陶瓷、珍珠等为贸易特征，由中国南海连接东南亚、南亚、中东地区直至欧洲。
长河汤汤，“遗珠”无殇。
一些中国商船不幸在南海沉没，它们虽是历史的一瞬，却意外永恒地记录了中国先民对南海的开发。在中国海南的南海博物馆三层，展出着考古工作者从南海西北陆坡两处沉船遗址中发掘的400多件文物，其中，产自中国景德镇的珐华彩瓷器在水下沉睡数百年，却依然熠熠夺目。
南海是中华文化的传播之海。南海不仅是一条航路、一个渔场，更连接起不同文明、丰富着人类共享，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它将文化、商贸、对话联系在一起，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
15世纪，明代的中国站在大航海时代的前沿。1405年—1433年的28年时间里，受官方委派的郑和率中国船队通过南海七下西洋，将当时中国的科技、文化等带到“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地区，并将当地的香料、动植物等带回中国，成为南海友谊合作的桥梁。
数百年来，中华文化由中国沿海地区的先民经南海传播到周边国家。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尚未以现代国家形式出现时，中国东南沿海的百姓通过南海乘船前往这些地区，在他们的认知中，这是国土之内的谋生。而在这些东南亚国家，时至今日，不仅有大量华侨华人，更有中华文明特色的建筑、街区，这些建筑与中国海南等地的建筑风格一致。
历史遗迹证明中国先民在南海耕海牧渔留居岛礁。中国考古工作者数十年来在南海部分岛屿发掘出众多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遗址遗存，无可辩驳地印证了中国开发经营南海的历史。
20世纪70年代，中国考古工作者在西沙甘泉岛上发现了一处唐宋时期居住址并对其进行发掘，出土一批唐宋时期的瓷器、铁锅残片、铁刀、铜饰件等岛上居民的日常生活用具。同时，考古工作者还发现鸟骨和有敲砸痕迹的螺壳堆积等人类食用后集中抛弃形成的遗迹。中国考古工作者认为，甘泉岛唐宋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证明中国渔民早在唐代就在岛上延续居留，从事开发生产活动。
1992年，中国历史学家王恒杰教授历时33天赴南沙群岛勘察，其间，发现了战国到秦汉时期的划纹硬陶、东汉时期的五铢钱、唐代的陶瓮、宋代的青瓷片、明清时期的青花瓷残片，还有“嘉庆通宝”“道光通宝”“咸丰通宝”等钱币及清代铁锚。这些文物皆为中国先民最早开发南海，并世代把南海作为自己生产、生活的一个领地提供了无可争辩的物证。
三、绵延不断的有效管辖巩固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
从纳入版图设立行政区，到派遣水师进行防卫，再到委派官员修建设施……南海及南海诸岛不仅是中国人民生产、生活的家园，更留下了中国历代政府持续、和平、有效管辖的印记。
纳入版图，设立行政区。中国古代文献清晰记载，不迟于公元8世纪起，中国政府就已将南海诸岛划归海南琼督府（今中国海南省） 管辖。此后，中国历代政府持续管辖的同时，在各类官方绘制的地图中，将南海诸岛完整纳入中国版图。
在中国官方编纂的记录13—14世纪历史的《元史》中清晰地记录了元代疆域已包括南沙群岛。14世纪后，中国政府明确把南海诸岛列入广东省琼州府万州（今海南省万宁、陵水县）管辖。在不同时期的地方史志中，均表述有“万州千里长沙、万里石塘”。
中国留存的官方地图中，南海及南海诸岛被纳入中国疆土。1767年《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1810年 《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等还清晰地在中国政区版图上标绘了四沙群岛。
派遣水师，巡逻南海。军事存在是彰显中国对南海诸岛享有主权并拥有南海历史性权利的重要方面。1000年前，中国政府就已派遣水师巡视南海及南海诸岛，捕捉盗贼、维持治安。
在1023年出版的记录当时中国政府军事制度和国防大事的《武经总要》中，清晰记载了中国水师在南海及南海诸岛巡逻的历史。此后，更多的中国史书记载了中国水师巡视南海诸岛的史实。1909年4月，中国政府派遣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率170余名海军官兵，巡视西沙群岛，查勘、命名了15座岛屿，每座岛屿均立碑竖旗，重申中国对西沙群岛的主权。
测量天文，修建设施。中国政府数百年来持续不断地对南海及南海诸岛进行调查测量，并在南海诸岛设立天文、气象观测点，证明中国中央政权对南海诸岛实行了有效统辖。
700多年前，中国政府派遣中国古代著名天文学家郭守敬主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四海测验”。《元史》记载，郭守敬将南部测点选在了“南海北极出地15度”，从元制换算为现在的360度制，相当于北纬14度47分。中国学者认为，受当时科学技术所限，郭守敬测量的大部分测点都有1度左右的误差，北纬14度47分加上1度，其天文观测点的位置正在西沙群岛。
中国政府在实践中行使调查测量专属管辖权。1883年，德国船舶在西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开展调查测量活动，清政府获知后，即刻向德国政府提出抗议，德国政府不得不停止非法活动。1936年，根据香港远东气象台会议的建议，中国政府在西沙群岛建成气象台、无线电台与灯塔，建立与岛外各地的联络，并保障航经此处的船舶的航行安全。
第四章 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拥有坚实法理依据
法者，治之端也。
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南海争端主要指由于周边国家非法侵占部分南沙岛礁导致的领土主权争端和以海洋划界为主要内容的海洋权益争端。越南、菲律宾等国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引发了与中国的领土主权争端。南海周边国家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主张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等管辖海域，从而在海岸相邻或相向国家之间产生海域划界问题。围绕领土主权和海洋划界争端，又衍生出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海洋科学研究、海洋环境的保全和保护等系列问题。
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具有坚实的法理依据，包括先占、有效管辖原则、禁止反言规则及其他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原则。
一、中国人最早发现和开发南海诸岛，符合国际法“通过发现和先占取得领土主权”原则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是历史上确立的。2000多年来，中国通过行政设治、水师巡视、资源开发、天文测量、地理调查等手段，对南海诸岛和相关海域进行了持续、和平、有效地管辖。
在国际法上，发现与先占是国家取得领土主权的最重要法律依据之一。在尚未形成现代领土主权概念的古代，最早发现、命名南海诸岛并在其上居住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具有重要的国际法意义。
从国际法发展的过程来看，中国对南海诸岛的发现、先占并实行有效的行政管辖，足以证明中国对南海诸岛享有无可争辩的领土主权。早在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时期，中国人民就在南海航行，并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了南海诸岛。中国不但最早发现了南海诸岛，而且还在开发利用南海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相对固定的南海诸岛命名体系，如将岛和沙洲称为“峙”，将礁称为“铲”“线”“沙”，将环礁称为“匡”“圈”“塘”，将暗沙称为“沙排”等。中国人民对南海诸岛的命名，部分还被西方航海家引用并标注在一些19—20世纪权威的航海指南和海图中。
国际司法实践表明，一国人民长期在某个区域生活或进行经济活动，对确定这个地区属于这个国家具有重要意义。1953年，国际法院在曼基埃和埃克里荷斯案的判决中就指出，英国人在这两个岛屿上世代居住的事实，是这些岛屿归属英国的明证。而中国在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岛礁长期居住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足以取得对南海诸岛的原始主权。在此基础之上，中国历代政府通过行政设治、水师巡视、资源开发、天文测量、地理调查等手段，对南海诸岛和相关海域进行了持续、和平、有效的管辖。在长期历史过程中，中国确立了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中国人民早已成为南海诸岛的主人。
二、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主张获得广泛的国际承认，符合国际法有关领土取得的“禁止反言”原则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在20世纪前未遭遇任何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收复南海诸岛并恢复行使主权，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承认南海诸岛是中国领土。而如今，一些国家却将昔日亲手签署的声明贬作废纸。这些铭刻在历史档案中的国家承诺，恰似国际法长河中的“禁止反言”界碑，在时空坐标上标记着信义的天平。
在涉及国际法的领土取得问题时，“禁止反言”原则意味着，曾承认过一国对特定领土拥有主权权利的国家，将不得再否认这一权利。现代的国际规则实际上就是在历史上无数次的外交交涉的结果、声明、承诺等的基础上形成的。今天讨论南海问题，必须立足于至今为止的历史沿革。
20世纪70年代以前，南海周边国家及国际社会从未对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海洋权益提出过异议，也不存在南海争端。比如，20世纪30年代，法国入侵南沙群岛时，不仅中国提出强烈抗议，日本也认为南沙群岛“应为中国所有”，且认为中国渔民“早已以该岛屿为远洋捕鱼之基地”。20世纪50年代，菲律宾曾明确承认南沙群岛不属菲方所有，菲方对南沙没有主权要求。越南统一前，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也承认“根据越南方面的资料，西沙和南沙群岛应当属于中国领土”，并在其出版的教科书和地图中将南沙标注为中国领土。
然而，有些国家近年来却出尔反尔， 公然置国际法有关规则于不顾。如菲律宾无视承诺，转而将纠纷诉诸司法程序、执意提起仲裁的做法构成“禁止反言”，严重违反国际法。相关国家种种的“两面”做法，使人们不得不怀疑，他们不是出于公心、不是基于国际法， 而是另有所图。
三、菲律宾等域内国家以所谓“地理邻近”侵占南海岛礁，违反国际法相关原则
“地理邻近”从来不是解决领土归属问题的国际法原则。以“地理邻近”为由主张领土主权，在国际法上是没有根据的。在传统国际法、现代国际法、国际条约、国际司法判例中均不存在依据距离远近等因素决定领土主权归属的国际法规则。菲律宾等部分域内国家以所谓“地理邻近”为由对南海岛屿提出全部或部分主权要求是荒谬的，妄图以“距我近者即归我”的原始逻辑颠覆国际法治准则。
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觊觎中国南海有关岛礁，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侵权手段和掩护方式。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更是滥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侵权行为。这反映出菲律宾一些人试图强化单方面主张的政治算计，暴露出域外国家试图搅乱南海局势、挑拨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险恶用心。多年来，菲律宾为继续推行领土扩张主义，将其对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非法侵占“合法化”，陆续炮制出“无主地论”“托管地论”“地理邻近论”“国家安全需要论”以及“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论”等歪理，既缺乏坚实可靠的事实依据，也不符合国际法关于领土取得的规定，根本站不住脚。
国际法理论和实践对于借口“地理邻近”等因素提出领土主权要求的主张也总是持否定态度的。国际法实践也完全排斥所谓依据距离远近来决定领土归属的主张。许多国家的岛屿，往往距离本国大陆或主岛远而距他国近。如英吉利海峡中的海峡群岛距离法国更近，但它一直归属英国所有，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以“邻近”等因素对南海诸岛提出主权要求，理由无法成立，也不符合国际法。
四、中国主张在南海的海洋权益，符合国际法“陆地统治海洋”原则
国家的领土主权是其海洋权利的基础，这是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国际法院在许多判例中指出，“海洋权利源自沿海国对陆地的主权，这可概括为‘陆地统治海洋’原则”“国家对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权利基于陆地统治海洋的原则”。
“陆地统治海洋”是一项古老的国际法原则。领土主权是主张海洋权益的基础，海洋权益从领土主权派生而来。1969年国际法院关于北海大陆架案的判决再次重申了这一原则，“陆地是一个国家对其领土的向海延伸部分行使权力的法律渊源”。一个国家只有拥有了大陆或岛屿的主权，才有可能享有该陆地或岛屿附近海域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大陆架是适用“陆地统治海洋原则”的法律概念。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赋予沿海国主张和划定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等国家管辖海域并对其中的自然资源享有主权权利。同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序言第5段明确要求，“在妥为顾及所有国家主权的情形下，为海洋建立一种法律秩序”。显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涉及国家的领土主权。沿海国的主权权利不能否定、损害他国的固有领土主权，也不能够成为沿海国主张新的领土主权的依据。
菲律宾提交的仲裁诉讼，涉及的是领土归属、海洋划界、军事活动 之类的海洋争端问题，而中国根据国际法享有并且早已声明免受涉及该类问题的任何国际司法和仲裁管辖的权利。菲律宾费尽心机，企图把两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之争描绘成可以交由国际仲裁来解决的问题，片面解读《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适用范围， 却故意回避“陆地支配海洋”这一国际法重要原则。菲律宾等国关于这些岛礁位于其专属经济区内或大陆架上，因而应该属于它的说法本末倒置，既不符合“陆地支配海洋”原则，也违背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意旨和原则。
五、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受到国际法保护
中国在南海享有的历史性权利受到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保护，不容否定。中国不仅拥有南海诸岛主权，而且充分享有南海历史性权利，这些权利来自2000多年来中国人民在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持续的生产生活实践，来自中国历代政府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连续的主权管辖权实践。
中国在南海享有的历史性权利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不矛盾。首先，历史性权利是一般国际法的概念。公约规定并未穷尽全部海洋法的规则，相反却明确规定公约未予规定部分适用一般国际法。其次，公约本身并不排斥在它之前已经形成并被持续主张的历史性权利，公约多处提及“历史性海湾”“历史性所有权”等，显然是对历史性权利的尊重。
中国开发、管控南海的历史以及中国的实践表明：中国对南海诸岛享有领土主权，在南海断续线内海域享有历史性权利，主要包括对琼州海峡等历史性水域的历史性所有权、传统捕鱼权和历史性航行权。
南海断续线代表了中国对南海诸岛的领土主权和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南海诸岛附近海域是中国渔民的传统渔场，中国渔民常年往来于海南岛、广东省与南海各群岛之间，从事捕捞、养殖等生产经营活动。历代统治者对南海和南海诸岛的认识不断加深，管理南海诸岛的行政建制和管辖日渐完备，南海诸岛在事实上是属于中国的。中国一直在和平、有效地开发、经营、管理、管辖南海，其范围涵盖了南海诸岛中的主要岛礁和海域。
中国在南海特定海域的历史性权利，是中国人民在这片海洋空间战风斗浪、耕海牧渔数千年的自然结果，是对南海有关海域及散布其间的岛礁、沙滩、洲的“岛水一体”主权权益和海洋权益，是自然生成的，独一无二的，孕育于中国母体，与母体一体共生共存共发展直至今天。此海洋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中国历史和传统中早已根深蒂固。
结 语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年后的今天，维护南海和平稳定，需要充分尊重历史和法理所确立的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
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是在历史发展演变中形成的，具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受到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保护，不容否定。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作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一部分，受《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保护。
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在南海生产生活，早已成为南海诸岛的主人。近百年来，尽管南海风云变幻，尽管南海诸岛也短暂遭受过侵略者的荼害，但经过历史和国际法确定的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无可争辩的主权不容篡改，中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从未动摇过。
时代潮流，浩浩汤汤。
和平发展是时代的意志，历史的铁律早已证明，逆时妄为注定失败。及时对南海争端正本清源，排除域外霸权和域内个别国家谋求私利的消极干扰，是让南海波涛恢复平静，让域内国家再扬友好合作风帆的必要之举。
维护“二战”以来形成的国际秩序，捍卫历史经纬与正义法理，尊重中国在南海享有的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坚持通过对话协商来妥处分歧、妥善推动南海争端的和平解决，也是更好应对百年变局、共同建设人类更美好未来的正确之道。
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身体中流淌着和平的血液。作为南海最大沿岸国，中国从维护南海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大局出发，在南海问题产生后的几十年里始终保持极大克制，从未主动挑起争议，也没有采取任何使争议复杂化、扩大化的行动。中方一贯坚持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全力维护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希望共同把南海建成和平、友好和合作之海。
南海稳，则地区国家受益；南海乱，则地区国家遭殃。南海争端的热度必须逐步冷却下来。南海和平稳定是地区发展的重要前提。守好南海的和平底线至关重要。
是非自有曲直，公道自在人心。
在南海这一舞台上，曾有过殖民侵略，有过非法侵占，现在又有人兴风作浪，还有人炫耀武力。但是，就像潮水来了又退去一样，这些图谋最终都不会有结果。
无论南海风云怎么变幻， 绝不会是霸道者胜、搅局者胜、破坏者胜，而是仁者胜、和者胜、建设者胜。
编写说明与致谢
《碧波深处有中华—中国在南海领土主权海洋权益的历史和法理依据》智库报告由新华社社长、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傅华任组长，新华社总编辑、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吕岩松任副组长，新华社副总编辑、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执行副主任任卫东任执行副组长。课题组成员包括刘刚、崔峰、周立民、薛颖、王晖余、杨柳、韩冰、赵颖全、梁建强、刘阳、姜铁英、马曹冉、郭翔、吴涛、刘赞、闫洁、严钰景、夏天、邓华、闫睿、洪泽华等。报告英文核校人员包括杨晴川、蒋励、陈健、韩建军、孙瑞军、余忠稳、费列娜、王海清、黄尹甲子等。
课题于2024年10月启动，历时半年多采访、调研、撰写、修改、审校完成。
在报告写作和发布过程中，中国南海研究院创始院长吴士存、中国南海研究院原院长王胜、中国南海研究院研究员陈相秒、中国南海研究院研究员闫岩、中国南海研究院研究员丁铎、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院长肖永平、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张辉、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副院长冯洁菡、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教授雷筱璐、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教授蒋小翼、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亚太安全与外交研究室主任张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杨霄、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陈曦笛等专家学者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和指导，在此一并表示诚挚谢意。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破坏中国与域内国家关系的挑拨者
一、鼓动声索国对中国发起挑衅
二、施压南海周边国家“选边站队”
三、妄图重塑中国周边安全环境
第二章 推进南海地区“军事化”的策动者
一、拱火：向部分域内国家提供军事装备
二、玩火：美舰机频繁侵扰中国南海岛礁
三、蓄火：美国加速在南海周边军事布局
第三章 违背事实肆意污华的谎言制造者
一、虚假叙事给中国贴“危险”标签
二、调动媒体智库对中国开展认知战
三、借助非法仲裁否定中国正当主张
四、惯用霸权思维强权逻辑抹黑中国
第四章 危害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破坏者
一、扰乱域内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二、削弱域内国家之间战略互信
三、阻碍域内国家深化务实合作
结 语
编写说明与致谢
前 言
“二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相关权益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冷战结束前，美国并不明确反对南海岛礁主权属于中国，而是拒绝支持其盟友，20世纪90年代后立场才发生转变。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始终致力于以实际行动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积极推进南海繁荣发展。
2002年，中国与东盟10国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这一文件体现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共同意愿，对稳定南海局势起到了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但是，美国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又高调宣布“重返亚太”。随着美国介入南海的“兴趣”越来越浓、搅局南海的动作越来越多，这片平静之海变得暗流涌动，甚至风高浪急。
美国刻意且娴熟地挑拨和破坏中国与域内国家的关系。从支持菲律宾进行具有浓厚政治性、偏袒性的所谓“南海仲裁”，到拉拢域内国家大搞联合军演，释放为侵犯中国领土主权撑腰壮胆的错误信号，从施压南海周边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到在南海组建各种明显意在针对中国的多边机制，离间和破坏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正常合作—美国为维护霸权利益而频繁介入南海问题，是南海局势难以持续稳定的关键原因。
美国有预谋、有计划地在南海地区煽动军备竞赛。为了把菲律宾和越南等国打造为对抗中国的“桥头堡”，美国提供大量军援，在相关国家升级军事基地，推动打造南海监控网络，解除一些军售禁令并赠送飞机、舰艇等军事装备，定期在南海海域组织部队协同演练。仅2024年，美国出动大型侦察机前往南海侦察架次就达到约1000架次，全年几乎每天都有侦察船在南海作业—在美国煽动下，南海的海风里，明显多了刺鼻的硝烟味。
美国不断围绕南海局势开展对华认知战和舆论战。新华社利用大数据工具分析发现，美西方媒体关于南海的报道，存在明显的污华导向。美国推行“妙手计划”等项目，炮制具有欺骗性的话语标签对中国进行舆论霸凌，调动媒体智库把个别域内声索国发起的对华法理战包装成合乎国际规则的模样，在国际舆论场中抹黑中国形象—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污蔑造谣，是人类21世纪认知战的典型案例。
在以西方殖民世界为主题的人类近代史上，亚洲、非洲、拉美多次出现这种场景：地区内本无太多纷争，可是西方强国一旦打着“仲裁者”的幌子介入，整体和平稳定的地带就变成了冲突不休的“火药桶”，大致合作友好的地区就成了强权博弈的“竞技场”。南海局势的演变，正是美国竭力续写大国争霸剧本的结果。
美国抹黑和遏制中国的错误行径，体现了以霸权争夺和维系为核心的近代西方战略观在美国内心的自我投射。美国的崛起走的是霸权更替的老路，美国对国际治理体系演变和大国兴衰的理解，遵循以争夺和维系霸权为核心导向的陈旧思维。自16世纪“大航海”时代以来，这种思维塑造了美西方大国和世界不平等互动的路径。直到今天，在美国的战略决策思维中，“阵营对立”“大国争霸”的幽灵依然在游荡。美国错误地认为， 中国的崛起必然意味着中国将在南海建立势力范围，对美国产生排斥效应。
美国彻底误读了中国，也深刻误判了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中强调， “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世界舞台上，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和周边国家的互动中，中国讲究“家和万事兴”，始终扎根周边、贡献周边，坚持与邻为善、以诚相待。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引领人类开创一条摒弃霸权更替的发展新道路。
在全球南方声势卓然壮大的今天，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南海周边多国政要都明确表达不希望“选边站队”、抵制搞阵营对抗的意愿。人们共同意识到，挑动冲突对抗是危险歧途，追求合作共赢才是沧桑正道。南海的光明前途，在千帆竞发、鱼跃人欢的繁荣中，在睦邻友好、聚同化异的信任中， 在深化对话沟通、共建美好家园的合作中。
第一章 破坏中国与域内国家关系的挑拨者
南海位于中国与东南亚之间，中国人民自古就在南海从事航海、打渔等活动。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相关海域的海洋权益得到国际社会公认。
随着“二战”后东南亚国家纷纷独立、南海的丰富海底资源被发现，南海沿岸的一些东南亚国家开始对南海岛礁主权和相关海域海洋权益提出声索。尽管如此，中国始终坚持以谈判方式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特别是在2002年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共同维护了南海地区总体和平稳定。
然而，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势力在所谓“印太地区”发起针对中国的“大国竞争”，将南海问题作为其遏制中国的抓手。它们挑动相关声索国对中国发起挑衅，南海局势因而变得风高浪急。
一、鼓动声索国对中国发起挑衅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域外国家指责中国为控制南海进行所谓“灰色地带”行动。所谓“灰色地带”，美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官员菲利
普· 卡普斯塔在201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其定义为“介于传统战争与和平对立之间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和内部的竞争性互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则于2019年在一份报告中将其定义为“介于常规政治手段和公开战争之间的竞争领域”。
但仔细研究下不难发现，所谓“灰色地带”是美国为抹黑中国形象而捏造的一种叙事。中国在南海的主张始终是公开透明的，行动是合理合法的。如果按照美方的定义，开展所谓“灰色地带”行动的不是中国，恰恰是相关声索国和在其背后提供支持的美国等域外国家。
自2023年以来，菲律宾在南海屡屡发起对华挑衅，多次派公务船侵闯中国南海岛礁，威胁地区稳定发展。其中，菲海警9701号船长期滞留中国仙宾礁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该船从2024年4月17日开始非法滞留仙宾礁，同年8月31日在非法滞留4个多月后起锚，在仙宾礁潟湖内持续机动、寻衅肇事。中方海警5205舰依法依规对其采取喊话警告、跟监管控等正常维权执法措施，却遭该船以不专业、危险的方式故意冲撞，导致发生擦碰。
菲海警9701号船长期滞留仙宾礁，意在“复刻”1999年马德雷山号登陆舰在仁爱礁的坐滩，谋求对仙宾礁的所谓“实际控制”。这一图谋最终在中国海警的专业应对下宣告失败，菲海警9701号船于同年9月14日撤离仙宾礁潟湖。
菲律宾之所以一再挑衅中国，背后支持者正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后者每逢菲方发动此类行动，都会对菲律宾予以公开支持。2024年8月31日上述冲撞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务院时任发言人马修 ·米勒立即发表声明，称美国与菲律宾“站在一起”，指责中国海警船“故意撞击”菲方船只，“谴责中国危险和升级的行动”。他还再次指责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主张“非法”，对所有国家的航行与飞越自由构成“威胁”，并表示《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在“南海任何地方”对菲武装部队、公共船只或飞机的武装攻击。不仅对菲律宾，对越南也是如此。2019年中越“万安滩对峙事件”发生后，美国频繁通过外交和舆论渠道声援越南。相关声索国在一线挑衅滋事，美国在背后撑腰打气，已成为南海争端的常态。
美国及其盟友为相关声索国挑衅和对抗中国出谋划策并提供支持。2023年以来，菲律宾实施所谓“透明政策”，试图利用舆论宣传塑造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以大欺小”的形象。据菲律宾政治评论员赫尔曼·劳雷尔披露，这一策略正是在实施美国空军退役军官雷蒙多·鲍威尔领导的所谓“妙手项目”。一些美西方媒体加入这场舆论战，派出记者登上菲方船只跟随其侵闯中方南海岛礁，随后便发出抹黑中国的报道。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直言，让记者拍摄中菲舰船近距离接触画面“是菲政府有意实施的策略的一部分，目的是让人们关注中国所谓的‘蛮力’”。
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也是一个典型案例。早在2012年6月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办的“南中国海海上安全”年会上，时任联邦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就公然鼓吹，要借助多边框架甚至让包括仲裁等手段在内的外部力量介入南海问题。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2013年在美国公开支持下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后，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柳井俊二利用庭长权限决定建立临时仲裁庭，并在中方缺席的情况下指定5名仲裁员中的4名。而此人是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智囊机构“安保法制恳谈会”会长，长期鼓吹日本修宪扩军，声称日本岛屿受到了“威胁”。曾与柳井共事的日本外务省中国课前课长浅井基文说，这个仲裁庭是柳井在考量安倍政权意向的基础上搭建的。
此外，美国及其盟友频繁在南海开展“航行自由行动”，挑战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主张；在南海及周边海域举行联合军演，向中国炫耀武力。美国还以南海问题为由对中国实施经济打压。2020年8月，美国商务部将24家参与南海岛礁建设的中国企业列入制裁“实体清单。
二、施压南海周边国家“选边站队”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遏制打压中国发展，不仅借南海问题挑拨中国与地区国家关系，还试图在本地打造各种排除中国的“小圈子”，逼迫地区国家“选边站队”，给相关国家正常开展对外交往带来较大外部压力。
“如果他们与中国有问题，那不应当施加在我们身上。我们与中国没问题。”2024年3月4日，在东盟—澳大利亚特别峰会期间，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在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的联合记者会上这样说。他表示，马来西亚是美国、欧洲以及澳大利亚的朋友，但“他们不应阻止我们与我们最重要的邻国之一—中国保持友好”。
这不是安瓦尔第一次拒绝在中国和美西方之间“选边站”。仅在上述发言的前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内，他还至少两次公开表达过这一观点。安瓦尔也不是东盟国家领导人中拒绝“选边站”的个例。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印尼总统普拉博沃等现任领导人以及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柬埔寨前首相洪森等前领导人在他们任职期间都曾公开这样表态。多位地区国家领导人频繁发出不愿“选边站”的声音，恰恰表明他们深切感受到了美西方国家要求他们在美西方和中国之间“选边站”的巨大压力。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所谓“印太地区”打造多层次的排华“小圈子”，构筑遏华“包围圈”。美国带领其盟友伙伴，建立了美日印澳、美日韩、美日澳、美日菲、美英澳等小多边机制，形成美国“印太地区”盟伙体系的骨架。在此之外，美国为将尽可能多的地区国家拉入其遏华“包围圈”，先后打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印太经济框架（IPEF）。尽管美国后因认为自己“吃亏”而退出TPP，但它早期加入并主导该机制就是要打造排除中国的地区自贸体系。2022年5月启动的IPEF更是拜登政府为其“印太战略”精心打造的经济支柱。这两个机制均包含南海周边的东南亚国家，尤其是后者，超过半数的成员国都是东南亚国家。
南海问题是美国在本地区遏制中国的重要抓手，美西方在涉及东南亚和东盟的各种多边场合往往都会炒作这一问题，要求地区国家共同就这一问题对华施压。以上文提到的2024年东盟—澳大利亚特别峰会为例，作为东道主的澳大利亚当时就计划在南海问题上做文章。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澳方最初希望把炒作所谓“中国在南海军事化争议岛礁”的内容写进峰会宣言，并在其中呼吁各方遵守2016年“南海仲裁案”的裁决，为菲律宾站台背书。安瓦尔当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做出了“不选边”的明确表态，其态度也代表了绝大多数地区国家的心声。最终，澳方这一企图在地区国家的反对下未能得逞。
2022年5月，美国拜登政府召集东盟国家在华盛顿召开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宣布向东盟投资1.5亿美元，其中包括6000万美元海事计划。美国海岸警卫队将在“印太地区”设立培训小组以“帮助满足合作伙伴对海上培训和能力建设的要求”，针对南海问题的意图明显。但会议前夕和期间，柬埔寨、印尼、越南等国领导人或官员纷纷公开发声，表示将保持独立自主和拒绝“选边站”。
三、妄图重塑中国周边安全环境
作为当前插手南海问题的最主要域外势力，美国之所以在南海地区挑拨中国与其他声索国及地区国家关系，源于其维护霸权的战略考量和狭隘错误的对华认知。
美国在“二战”后主导制定对日和约的过程中奉行反对“共产主义中国”的政策，是造成当前南海问题的一个重要历史原因。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应归还中国，被日本占据的中国南海诸岛显然也应包含其中。但美国执意要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排除在对日和会之外，其邀请台湾当局参会的主张又遭到苏联、英国等国反对，最终导致中国没有代表参加对日和会。同时，在20世纪30年代曾试图侵占、战后仍觊觎南海岛屿的法国要求下，美国同意法国控制下的印度支那作为三个国家参会，导致当时的南越代表在旧金山和会上得以单方面主张对西沙和南沙群岛的主权。在起草和约的过程中，美国出于不愿让“共产党中国”得到好处的战略需要，并听取法国的要求，在和约文本中只规定“日本放弃对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权利、权利根据和要求”，而没有规定将它们交给哪一方。这些都为后来的争议留下了祸根。
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始终围绕其战略利益需要而变化。20世纪70年代直到冷战结束前后，美国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在南海问题上保持中立，对岛礁主权归属不持立场，即便对其条约盟友菲律宾对相关岛礁的“领土要求”也没有作出支持的承诺。1988年3月中越赤瓜礁武装冲突发生后，美国也明确表示对这一争端不表态。
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从克林顿政府到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在南海从“中立”向“有限介入”转变，开始以“航行自由”等为名在岛礁主权争端中暗中对中国施压。在1995年的“美济礁事件”中，美方对菲律宾政府扣押中国船员的行为不加批评，却在中方阻止菲军方组织记者上岛后发表声明反对“对海上活动的限制”。1996年，中方公布《中国政府关于领海基线的声明》，其中确定了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美国国务院随即发表《海洋界限第117号报告—直线基线主张：中国》报告，批评中方的直线基线主张。不过在这一时期，由于美国认为中国的实力并不足以对其构成威胁，且“9·11”事件后美国将战略重心转向反恐，需要中国配合，因此其对华政策仍以合作为主，在南海问题上对华施压有限。
从奥巴马政府开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发展，美国对华认知发生明显转变。从奥巴马政府的“转向亚洲”“亚太再平衡”，到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美国越来越从大国竞争角度看待中国，到后来将中国定位为美国“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和“21世纪最大地缘政治挑战”。拜登政府2022年10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中国是唯一一个既具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具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来推进这一目标的竞争对手。”
随着其对华认知的转变，美国开始从各方面对中国进行打压遏制，相关措施不断加码。与此相应，美国越来越将插手南海问题作为“塑造中国周边战略环境”的重要一环，其南海政策也转向“积极干预”“逢中必反”。2010年7月，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出席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时，公开表示美国在南海存在国家利益，成为美国冷战后南海政策重大调整的开端。2014年12月，美国国务院发布《海洋界限第143号报告—中国在南海的海洋主张》，称中国在南海的海洋主张既不明确也不连贯，质疑中国的南海断续线主张。2020年7月，美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发表《美国关于南海海洋主张的立场》，明确声称中国在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主权主张和涵盖大部分海域的资源权利主张“完全不合法”。
为保持南海问题这一插手中国周边局势的抓手，美国积极拉拢南海声索国，向其提供支持，增加它们与中国对抗的底气，同时借机加强自己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部署。美国将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从5个增加至9个，新增基地分别靠近台湾和南海， 针对中国意图明显。美国2024年4月向菲律宾部署“堤丰”中程导弹系统，矛头指向中国。美菲2024年7月举行外交、国防“2+2”会谈，美方宣布向菲方提供“前所未有”的5亿美元军事援助，用于“加强”菲律宾遏制来自中国等的所谓“非法侵略”的能力。
日本作为插手南海问题的另一主要域外国家，其动机主要是出于在东海和钓鱼岛问题上牵制中国等战略利益考量。为此，日本积极推动美国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所谓“印太战略”最初就是由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后被美国接受使用。日本极力鼓吹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叙事，将南海作为该叙事的重点区域，多次反对中方主张。今年2月日本首相石破茂访美期间，双方在联合声明中再次点名反对中国在南海的“非法海洋主张”、对相关岛礁的“军事化”以及“威胁和挑衅活动”。
为鼓动南海声索国对抗中国，日本近年来也加大了对它们的支持力度。日本2023年4月在以往的政府开发援助（ODA）框架之外设立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机制，帮助受援国加强军事力量建设。从其2023和2024两个年度的竞标公示项目和实施项目看，南海声索国是其重点援助对象，包括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其中对菲律宾的援助项目最多，包括向其提供沿岸监视雷达、舰艇等，明显针对南海问题。
受到美日带动及出于自身私利，不少美国的其他盟友也纷纷介入南海问题。2015年4月，七国集团外长首次单独通过关于海洋安全问题的声明，涉及南海形势。2016年至2018年，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连续三年发表联合声明，对南海问题表达关切并对中国进行指责。2019年，欧盟国家首次就南海形势发表联合声明，在万安滩事件中为越南站台，不点名指责中方正当反制措施……美西方频频插手南海问题，南海成为其对华开展“大国博弈”的战略棋盘。
第二章 推进南海地区“军事化”的策动者
美国等域外大国的介入显著加剧了南海地区的军事化态势。2024年美国主导的“南海军事化”愈演愈烈，美日等域外国家通过扩大军事存在、构建多边安全机制，显著增加了南海形势的热度和不确定性。美国频繁派遣航母打击群等军事力量进入南海，并与盟友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这种军事介入不仅加剧了地区的军事化态势，还提升了擦枪走火的风险，严重破坏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一、拱火：向部分域内国家提供军事装备
南海本是亚太地区经贸与安全的关键枢纽，但近年来美国通过军事援助、联合军演、技术合作和人员培训等多种方式，加大对菲律宾等南海地区国家的支持力度，强化区域军事存在 深度介入南海争议，加剧了区域紧张局势，破坏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努力。
2024年7月，美方在美菲“2+2会议”上宣布向菲律宾提供5亿美元对外军事融资，主要用于军事装备现代化和基地升级。美国还向菲律宾提供P-8A反潜巡逻机及MQ-9“死神”无人机，协助其构建南海监控网络。菲军依托美方卫星及雷达数据，加强对中国岛礁活动的实时监视。资金还用于采购反舰导弹、巡逻舰艇及人员培训，显著增强菲律宾在南海的军事存在，提升其对抗中国海上维权力量的能力。
2024年10月，美国向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提供800万美元专项援助，用于增强其海上巡逻和执法能力。通过提升菲方海上“灰色力量”的行动能力，间接支持其在南海争议区域的挑衅行为。
美国还逐步解禁对越南的武器销售并赠送军备。2007年，美国修改武器贸易条款。2014年，美国部分解除对越南的武器销售禁令，允许对越出售与海上安全相关的武器装备。2016年5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全面解除对越南的武器销售禁令。此后，美国向越南赠送退役巡逻舰和挑战-75型巡逻艇。2024年11月20日，美国向越南交付5架T-6C“得克萨斯人II”教练机，越南共向美国订购了12架同型号教练机，计划于2025年全部交付。
美国对菲律宾和越南的军事援助旨在将其塑造为对抗中国的前沿阵地，通过资金和装备支持制造紧张局势，牵制中国发展。2025年1月，美菲在南海海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美军出动“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等舰艇， 菲方出动导弹护卫舰和FA-50战机，此次演习被视为对中国的直接挑衅。2025年2月，美、加、菲在菲律宾所谓的“专属经济区”举行多边联合海上行动，菲律宾还计划邀请更多西方国家参与类似行动。此外，美菲定期举行联合空中巡逻、反潜训练及特种部队协同演练，如在巴拉望岛附近开展多次战术协同训练，在“肩并肩”演习期间模拟夺岛作战。
这些联合军演增强了菲律宾的军事信心，向中国和南海周边国家传递了明确的威慑信号，加剧了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导致地区冲突风险上升。
二、玩火：美舰机频繁侵扰中国南海岛礁
美国为维护其海上军事霸权，长期以“维护航行自由”为名，在南海地区开展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声称其目的是反对“过度海洋主张”，维护国际法所赋予的航行和飞越自由。然而，美军舰机在中方控制的南海岛礁附近频繁开展此类行动，既缺乏国际法基础，也是对中方海洋权利主张的否定，更是对中方赤裸裸的军事威胁，同时严重破坏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美国的“航行自由计划”自1979年起实施，旨在通过军事行动和外交抗议，挑战其他国家的海洋主张。在南海，美国的行动主要针对中国，声称中国的海洋权益主张“过度”，并以此为由频繁派遣军舰进入中国南海岛礁邻近海域。自2015年“拉森”号事件以来，至2024年底，美国已实施了40多次“闯岛式”的“航行自由行动”，其中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表现出“高频次”和“显著双标”的特点。
美国声称其行动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习惯国际法，但这一说法存在诸多问题。首先，美国并非《公约》的缔约国，却试图通过单边行动对《公约》进行解释，这种做法缺乏国际法基础。其次，美国对“过度海洋主张”的定义模糊且主观，其行动往往基于自身利益，而非国际法的客观标准。此外，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还被批评为试图将习惯国际法的解释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通过军事行动来“塑造”国际法，而非维护现有的法律秩序。
在行动实例方面，美国针对中国的“航行自由行动”主要挑战以下三类所谓的“过度海洋主张”：一是“军舰在领海的无害通过须获批准”；二是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海主张；三是对西沙群岛的直线基线。美国频繁派遣军舰进入中国南沙群岛的美济礁、渚碧礁、仁爱礁等岛礁附近海域，企图否定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此外，美国还试图将2016年“南海仲裁案”的非法裁决扩大适用到西沙群岛和中沙群岛，进一步扩大该裁决的国际影响。
美国的这些行动对地区和平稳定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其军事化行动显著增加了擦枪走火的风险，破坏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同时，美国的介入削弱了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中心地位，降低了地区国家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美国的行动还削弱了地区国家间的互信，增加了合作的阻力。
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缺乏坚实的法理依据，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其行动背后的地缘政治考量和单边主义做法，使得这一计划在国际社会中备受质疑。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维护公正合理的国际海洋秩序，推动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
三、蓄火：美国加速在南海周边军事布局
美国以“维护南海和平、应对中国威胁”为借口，加强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强化其在“印太地区”的盟伴体系。2023年，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数量从5个增至9个，这些基地靠近南海争议水域和台海，可部署中程导弹、反潜机及无人机系统，形成对华战略包围。2024年4月，美国在菲律宾吕宋岛部署“堤丰”中程导弹系统，射程覆盖南海、台海及中国沿海地区，增强对中国的战术威慑。
美军在“第一岛链”的冲绳普天间、嘉手纳基地部署隐身战机，加强反舰导弹阵地，在菲律宾苏比克湾谋划重启海军后勤中心；在“第二岛链”关岛强化安德森空军基地，构建对南海的“快速打击半径”。美国不断升级这些基地的基础设施，以便部署更多的海军陆战队和战略武器。
美军航母战斗群轮替，保持至少1个航母战斗群常态化巡航南海，2021年，美国海军“康涅狄格”号核潜艇撞山事件显示其南海侦察常态化。仅2022年，美军侦察机抵近中国南海岛礁逾600架次。
美国与菲律宾合作，试验开发反无人机系统，并计划在菲布署“爱国者”防空导弹及“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在美方默许下，菲军采购印度“布拉莫斯”反舰导弹，强化其对海上目标的打击能力。美国国防部在2025财年预算中额外拨款1.28亿美元，用于升级《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 （EDCA）框架下的基地设施，强化美军在南海的快速反应能力。
美国还加强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美、日、澳军事合作，建立和强化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英国、德国等美国北约盟友也多次派军舰到南海和亚太地区炫耀武力，甚至谋求长期部署。
2020年至今，美国对南海地区国家的军事支持呈现系统性、多层次特点，其核心目标是通过强化盟友军力、构建战略包围圈及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遏制中国在南海的影响力。然而，此类行动不仅加剧地区紧张，也暴露部分声索国的“马前卒”属性—其战略选择受制于美国利益，自身安全与经济利益面临长期风险。
第三章 违背事实肆意污华的谎言制造者
美国是全球范围内具有最强认知战、舆论战能力的国家。为了维护霸权利益需要，美国长期开展相关理论研究，利用自身的国际话语权优势，肆意炮制谣言谎言，屡屡遮掩歪曲事实真相，虚假叙事反而大行其道。近年来美国治理体制的深层内在弊端不断暴露，其造谣污蔑的一些行径大白天下。越来越多的人发现，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扮演的正是不折不扣的谎言制造者的可耻角色。
一、虚假叙事给中国贴“危险”标签
记者利用新华社“全球雷达”态势感知系统，针对2024年5月至10月美西方媒体就仙宾礁一事的报道炒作进行量化分析，结果发现相关媒体在报道仙宾礁事件中难言中立客观，而是采取明显偏颇的立场进行报道。
以美西方媒体对“仙宾礁”的称呼“Sabina Shoal”为关键词搜索，在上述时间范围内共获得1138条新闻报道，其中美国媒体446条，不包括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全球前50的发达国家共692条。梳理发现，在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媒体报道中，中方的行为往往被贴上“危险”的标签，仿佛南海的紧张局势是由中国造成的。
比如美国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报道关于2024年9月中国船只在南海所谓“撞击”菲律宾船只的事件时，就不断炒作“在过去两年，中国将南海变成撞击大赛的赛场，在这里反复撞击菲律宾船只，并对菲方船只发射水炮”。
这些报道试图把中国塑造成“以大欺小”的“霸道”形象 , 却无视南海问题的核心是菲律宾侵占中国南海部分岛礁领土和制造相关海洋划界争端的事实。
中菲间原本不存在领土和海洋划界争议。但随着1968年的一则研究报告披露“南海有极为丰富的油气资源”后，菲律宾出于领土扩张主义和资源掠夺贪欲，陆续非法侵占了8个中国南沙岛礁，关于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问题由此产生。菲律宾对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赤裸裸的武力侵占，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国际法所明确禁止。
华阳海洋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南海研究院创始院长吴士存说，中菲南海争议的核心是20世纪70年代起菲律宾违背《联合国宪章》义务，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引发的领土归属和海洋划界争议。
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并生效以来，国家管辖海域得到丰富和扩展，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南海有关争议逐步激化升级。
通过回溯南海争议的由来，可以看出其本质是双边纠纷，中国是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受害者，绝非霸凌邻国的加害者。
二、调动媒体智库对中国开展认知战
南海态势感知计划在其针对美国“灰色地带”竞争的研究中阐明，凭借在技术、传媒和话语权等方面的先天优势地位，美国一直在国际社会的南海叙事中扮演主导性角色。自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官方机构、智库和媒体持续在国际上炒作渲染“中国要控制南海”“中国不遵 守国际法”“中国在改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中国胁迫海上邻国”等叙事，披露片面的甚至是扭曲的信息，从而对中国的海上维权政策及行动全面污名化。近年来，美国这方面的手段和策略更是发展到指名道姓和声嘶力竭的地步。
美西方利用其在国际舆论场上所掌握的话语权，将相关声索国在南海的冲闯挑衅说成维护主权，将中国正当的维权执法塑造成凭借自身实力“霸凌”地区国家的“霸权主义”，刻意渲染中国在南海的所谓“军事威胁”。
比如，20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戈尔迪乌姆结国家安全研究创新中心推出“妙手”项目（如今名为“海灯”）, 每天散布一些真真假假的态势信息，专注于跟踪中国的海上活动信息，制造各种谣言，刻意炒作“中国海上威胁及扩张”。
在官方网站发布研究报告，诬称中国利用海警船在南海“霸凌”其他国家船只，借此宣示南海主权。报告称，自2010年起共计45起南海区域主权争执事件，中国海警“参与”其中30起，中国另有4起更出动正规海军“执法”。
2020年，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还警告中国，为控制南海而展开的“霸凌活动”完全不合法，世界不允许北京将南海视为其“海上帝国”。
三、借助非法仲裁否定中国正当主张
美西方为在法理上解构中国对南海岛礁的主权和对南海相关海域权利主张和历史性权利主张，怂恿菲律宾发起“南海仲裁案”。
菲律宾《马尼拉旗帜报》专栏作家罗德· 卡普南说，当初发起仲裁案的阿基诺三世积极追随美国所谓“亚太再平衡”政策，肆意误导菲民众，煽动对邻国的敌意。在南海问题上， “菲律宾人是在替美国火中取栗”。
而在阿基诺三世政府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之初，美国则在幕后进行操控。美国律师保罗·赖克勒参与策划“南海仲裁案”，美国政府的一些高官也支持菲律宾提起仲裁。
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尤里·塔夫罗夫斯基在俄罗斯《独立报》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在南海没有领土，却想充当所有谈判的仲裁者。
菲律宾外交部海事中心前秘书长阿尔韦托·埃恩科米恩达直言，阿基诺三世政府加剧南海紧张局势的行为是美国指使的。“菲律宾没有独立的外交政策，总是受美国指使。阿基诺三世总是把‘基于法制’和‘法律框架’挂在嘴边，这些‘法’其实就是美国决定的。”
埃及国际问题专家迪亚·菲基对新华社记者说，在南海问题上，菲律宾曾承诺，由当事方本着协商一致的原则来解决。然而，美国却在背后怂恿菲律宾，最终促使其将这一问题提交仲裁。美国干涉南海问题，目的就是要维护自身霸权。
由美西方主导的仲裁庭曲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精神和规则，几乎全面否定中方主张，给中国在南海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当行为扣上“违反国际法”的帽子。
吴士存说，仲裁庭对于“南海仲裁案”没有管辖权，其发布的任何对中国的要求、裁决、命令都没有法律效力，中国对裁决结果不存在执行的问题。他认为，菲律宾强推南海仲裁既为了否定中国在南海的主权权利和海洋权利，也企图通过“法律”使自身非法主张合法化，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阴谋”。
因此，仲裁庭裁决严重政治化，缺乏基本的公平，损害国际法严肃性。
四、惯用霸权思维强权逻辑抹黑中国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外交的崇高目标。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一向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虽不主动挑事，也坚决应对挑衅。
对中国而言，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最符合中国利益。美西方一直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争夺和维护霸权过程中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行径劣迹斑斑、恶名昭彰，包括欺压弱国、践踏国际法等。
美西方将中国在南海正当维权执法和海洋活动污蔑为“以大欺小”和“霸权主义”，将自身心理投射到中国身上，突显出美西方根深蒂固的霸权逻辑和零和思维，把地区推向危险的边缘。
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美国越来越多地对“国际规则”合则用、不合则弃，动辄“退群毁约”，频繁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滥用关税、制裁、长臂管辖，不择手段压制他国发展，把“丛林法则”推行到极致。国会议员“围剿”TikTok、开动车队窃取叙利亚石油……美国向世界频频“贡献”让人大跌眼镜的霸凌场景。
美国《纽约时报》刊文称， 美国变成了“一个自私自利的大恶霸—一个有着宏大妄想的恶霸，但其实远没有（美国执政者）想象的那么强悍”。
及至冷战之后，美国终于独霸全球，更不惮向世界展现其狼性文化，对于它想要的一切，不给就抢，不服就打，打不成就黑。美国深谙维护霸权的种种行径，因此“智子疑邻”式地怀疑中国也会像美国一样追求全球霸权，也会像美国一样“抢、打、黑”。
第四章 危害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破坏者
南海既是资源宝库，千百年来为周边国家提供了大量渔获，成为沿岸各国渔民的重要生计来源，也是从东亚、东南亚地区通向印度洋的交通要道，对地区各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亚太地区能够成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前提条件是本地区在过去较长时间段内总体保持了和平稳定，南海局势的总体稳定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今，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势力不断挑动南海问题，挑拨中国与其他声索国之间的关系，在南海制造紧张，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和合作共赢，造成安全风险加大、发展环境恶化、相互信任受损等一系列后果，包括南海周边国家在内的地区国家都成为受害者。
一、扰乱域内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势力插手南海问题，怂恿地区国家与中国对抗。部分地区国家受其蛊惑，将更多精力和资源投入挑衅对抗，不仅使自己面临陷入冲突的风险，而且对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投入相应减少，对外贸易投资合作受到干扰，经济民生受到冲击。
菲律宾2023年以来在南海掀起新一轮挑衅中国的高潮，军事投入快速增加。在2024年底成法的菲律宾2025年度预算案中，国防部预算达到3151亿比索（约合55.33亿美元），同比增幅超过30%。这一数额在菲政府各部门预算支出中排名第三，在国家总预算中占比近5%。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为贫困阶层提供社会保障和医疗服务的资金遭到大幅削减。例如，计划拨给国营医疗保险机构菲律宾健康保险公司（PhilHealth）的740多亿比索（约合13亿美元）政府补贴被全部削减，菲律宾社会福利和发展部的扶贫计划“4Ps”被砍掉500亿比索（约合8.78亿美元）资金。
中国是菲律宾的最大贸易伙伴，也是菲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投资方。菲方近两年来在南海问题上不断挑衅中方导致两国关系恶化，对双方经贸投资合作造成负面影响。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以美元计的中国对菲进出口总额、出口额、进口额2023年分别大幅下降16.0%、16.3%、15.3%, 2024 年仍维持小幅下跌。2022年7月，菲政府叫停了苏比克—克拉克铁路项目（Subic-Clark）、菲国铁南长途铁路项目（PNR South Long-Haul）、棉兰老岛铁路项目的达沃—狄格思线路段（Davao-Digos）等三个由中方提供资金的铁路项目，声称要对其进行重新评估。
新冠肺炎疫情前，中国曾是菲律宾最重要的外国游客来源国之一。但受两国关系恶化影响，疫后中国游客访菲恢复缓慢，2023年和2024年访菲游客人数分别约为26万和31万人次，远低于2019年的174万人次。据泰国媒体报道，菲政府知道其签证规定限制了中国游客选择菲律宾，为此曾一度启动中国公民电子签证计划，但又很快叫停，原因之一是所谓“安全问题”。
对此，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在任期间的新闻发言人里戈贝托· 蒂格劳在菲律宾媒体发文批评，“这不仅是他（菲现任总统马科斯）总统任期内最大的错误，也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具破坏性的政策，阻碍了我们的增长，甚至加剧了贫困。”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认为，南海紧张局势升级导致中菲关系进一步恶化，可能给菲律宾造成严重经济损失。
菲律宾国内部分有识之士担心，菲律宾在美国怂恿下不断在南海挑衅中国，可能让自己卷入战争冲突。菲律宾前参议员弗朗西斯科·塔塔德公开撰文说，南海问题并不能定义整个菲中关系，但美国等一些国家大肆渲染事情的严重性，将直接武装对抗描绘成结束菲中南海争端的唯一途径。“如果在美国的要求下与中国开战，对菲律宾而言将是自杀和愚蠢的行为。”
在越南，南海问题升温导致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在2014年引发了“5·13”打砸中资企业事件。该事件导致数以百计的外资企业被打砸抢烧、数百人死伤。除了中国大陆企业，来自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大量企业也受到波及。事件发生后，多个国家和地区从越南撤出人员，并对越南发出旅行警告。越南投资环境受到影响，越方不得不采取抓捕涉事犯罪嫌疑人、赔偿受害企业损失等措施平息事态。
南海及其周边地区是世界上最为繁忙的海空交通要道之一，每天在南海活动的船舶和飞机数以千计。南海局势一旦风高浪急，不仅不利于南海航行安全，也会增加投资者对投资安全的担忧，给周边国家经济带来不利影响。新加坡外长维文警告： “一旦南海的紧张局势、冲突或军事行动升级，就会立即损害和阻碍贸易。”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的一项模拟研究显示，如果南海发生战争可能会对该地区经济造成毁灭性影响，东南亚国家的实际GDP损失平均将高达11%。
二、削弱域内国家之间战略互信
美国等域外大国的介入显著加剧了南海地区的军事化态势，激化了主权争议矛盾，干扰了“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进程，弱化了东盟的中心地位，削弱了地区国家间的互信，增加了合作阻力，并降低了地区国家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严重破坏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主权争议矛盾激化。美国通过支持部分声索国的单边行动，进一步激化了南海主权争议矛盾。菲律宾小马科斯政府在南海政策上发生显著变化，包括在仁爱礁、黄岩岛等海域挑起事端，强化美菲军事同盟关系，并积极开展同美西方的安全合作。这种外部支持使得部分声索国更加倾向于通过挑衅性行为固化既得利益，而非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问题。
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受阻。美国等域外国家的介入使得中国和东盟国家在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努力中面临挑战和阻力。美国通过军事行动和外交施压，干扰了“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进程。这种外部干预使得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准则制定上的努力受到阻碍，难以达成共识，进一步影响了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维护。
东盟中心地位弱化。美国主导的安全合作机制具有明显的排他性，激化了地区国家间的矛盾，严重削弱了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中心地位。美国试图将北约等军事同盟引入亚太地区，冲击了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主导权。这种外部势力的介入使得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协调能力和影响力下降，进一步弱化了其在地区事务中的中心地位。
地区国家间互信被削弱。美国等外部势力的介入显著削弱了地区国家间的互信。南海局势的升温以及域外国家的介入，制约了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互信，成为双方关系中的“困局”。美国的介入不仅破坏了地区国家间的互信，还增加了地区合作的阻力。部分东盟国家在外部势力的影响下，对中国的态度变得更加复杂，导致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海洋合作、资源开发等方面的合作难以顺利推进。
地区国家自主解决问题能力下降。美国等外部势力的介入，使得部分声索国更加倾向于通过外部力量来解决争端，而非通过地区内的对话与合作。这种依赖外部势力的行为削弱了地区国家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的不稳定。菲律宾的南海政策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的产物。这种外部支持使得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更加依赖外部势力，降低了其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阻碍域内国家深化务实合作
在域外势力插手下，南海问题始终难以得到解决，相关谈判进展缓慢，令相关声索国常常从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角度看待其他方行为，导致相互之间信任缺乏，合作受到影响。
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势力插手南海问题，特别是支持部分声索国的单边行动，企图让这些国家更加倾向于依靠美西方支持固化既得利益，而非通过谈判与合作管控分歧、解决问题，从而进一步激化了南海矛盾。
这也给“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带来困难。中国与东盟2002年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后，双方多次表达了在此基础上制定“南海行为准则”的意愿。然而从2013年落实《宣言》第6次高官会和第9次联合工作组会议正式重启“准则”磋商至今，“准则”仍未能达成。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2025年的两会记者会上明确指出，南海面临的不稳定因素和安全风险主要来自域外。在中国和东盟国家早已就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集中精力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形势下，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唯恐南海不乱，打着“自由航行”的旗号，频频来南海兴风作浪，在各种场合不时就南海问题挑拨离间。中国与东盟国家需要排除干扰，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力争尽快达成符合国际法、符合各方需要、更具实质内容、更为行之有效的地区规则。
“准则”未能达成，加上美国等外部势力挑拨，导致相关国家难以完全互信，对其他国家的相关举动充满猜忌，为在南海地区开展合作平添了诸多困难。
为实现南海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中国从1999年开始在北纬12度以北的南海地区开展伏季休渔。然而，这一旨在保护南海海洋资源环境的政策不仅没有得到其他南海周边国家响应，个别国家甚至趁机派渔船加强南海渔业活动。在2024年的南海伏季休渔开始之后，菲律宾外交部甚至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宣布的南海捕鱼禁令，称此举“侵犯了菲方的主权和海洋权利”“损害了菲律宾渔民的权益”。
2014年马航MH370客机失联后，世界多国出动海空力量赴航班失联海域参加搜救。然而，由于这一海域内存在归属不确定岛屿，马来西亚和越南主张的管辖权在这里有重叠，给多国搜救力量的协同造成了困难。
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所所长闫岩说，地缘竞争和南海争议直接阻碍了海上合作的推进。南海局势日益复杂化、多元化，海上冲突与纠纷不断，南海争端当事国难以形成更深层次的互信，导致各类合作项目与合作机制难以推进和进一步深化。某些域外国家不断炒作南海问题，构建虚假叙事鼓吹“中国南海威胁论”，煽动争端国对抗制造摩擦，导致南海风波不断，干扰了沿岸国海上合作的良好氛围。
结 语
时代潮流，浩浩汤汤，南海风云折射百年变局一叶。美国霸权欲以南海为“棋盘”遏制中国，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势。这种逆势而动的行径，与南海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愿望背道而驰，注定是要失败的。
南海问题不是也不应成为定义本地区国家间关系的主要问题。到底是通过为美国等域外势力充当棋子来谋取私利，最终沦为“弃子”，还是通过谈判妥处矛盾分歧、谋求共同发展？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相信地区国家一定会作出正确的选择。无数事实证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实现各国发展繁荣是亚太国家的共同愿望。
在世界面临动荡不安的挑战时，看清美西方在南海问题上挑拨、威胁、离间的种种伎俩，不仅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美国霸权唯我独尊、唯恐不乱的真实面目，更有助于亚洲以及全球各地一切爱好和平和发展的人们团结起来，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编写说明与致谢
《挑拨 威胁 谎言—域外势力插手南海问题的事实真相》智库报告由新华社社长、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傅华任组长，新华社总编辑、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吕岩松任副组长，新华社副总编辑、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执行副主任任卫东任执行副组长。课题组成员包括刘刚、崔峰、周立民、薛颖、王晖余、杨柳、韩冰、赵颖全、梁建强、刘阳、姜铁英、马曹冉、郭翔、吴涛、刘赞、闫洁、严钰景、夏天、邓华、闫睿、洪泽华等。报告英文核校人员包括杨晴川、蒋励、陈健、韩建军、孙瑞军、余忠稳、费列娜、王海清、黄尹甲子等。
课题于2024年10月启动，历时半年多采访、调研、撰写、修改、审校完成。
在报告写作和发布过程中，中国南海研究院创始院长吴士存、中国南海研究院原院长王胜、中国南海研究院研究员陈相秒、中国南海研究院研究员闫岩、中国南海研究院研究员丁铎、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院长肖永平、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张辉、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副院长冯洁菡、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教授雷筱璐、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教授蒋小翼、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亚太安全与外交研究室主任张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杨霄、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陈曦笛等专家学者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和指导，在此一并表示诚挚谢意。
碧波深处有中华——中国在南海领土主权海洋权益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南海诸岛归属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内容
一、战后国际秩序明确南海岛屿领土归属中国
二、中国收复南海诸岛是国际法赋予反法西斯侵略战胜国的权利
三、中国依法恢复行使南海诸岛主权得到国际承认
第二章 部分声索国升级南海争端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一、非法侵占岛礁：部分声索国侵犯中国领土主权
二、加快油气探采：部分声索国掠夺南海自然资源
三、挑战正常维权：部分声索国不断挑衅滋事
四、歪曲舆论认知：部分声索国搬弄是非混淆视听
五、推动国内立法：部分声索国挟仲裁案谋取更大利益
第三章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绵延千年
一、历历可考的发现命名确定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
二、跨越千年的开发经营彰显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
三、绵延不断的有效管辖巩固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
第四章 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拥有坚实法理依据
一、中国人最早发现和开发南海诸岛，符合国际法“通过发现和先占取得领土主权”原则
二、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主张获得广泛的国际承认，符合国际法有关领土取得的“禁止反言”原则
三、菲律宾等域内国家以所谓“地理邻近”侵占南海岛礁，违反国际法相关原则
四、中国主张在南海的海洋权益，符合国际法“陆地统治海洋”原则
五、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受到国际法保护
结 语
编写说明与致谢
前 言
80年前，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和平的阳光再次普照大地。
此后，中国政府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所作出的明确规定，收复南海诸岛。
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曾非法侵占中国南海诸岛，中国人民对此进行了英勇抵抗，并在斗争中承继先人对南海诸岛的开发与管辖。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推进，中、美、英三国于1943年12月发表《开罗宣言》郑重宣布，日本必须将所窃取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1945年7月，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其中第8条明确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
南海诸岛回归中国，是“二战”后国际秩序和相关领土安排的一部分，受到《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保护。否认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就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否定，就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背。
80年后，昭昭青史仍在，凿凿证据如山。
中国人民在南海的活动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和开发利用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最早并持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具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相关权益， “二战”结束后的数十年间没有任何国家提出异议。
而如今，本是商舟渔船自由航行之处，却波诡云谲。
2025年2月18日至20日，菲律宾2架C-208型机、1架N-22型机非法闯入中国南沙部分岛礁附近空域，1架C-208型机非法闯入中国黄岩岛领空。菲C-208 型机多次擅自改变飞行高度，218 秒降高920米，以不专业、危险的方式，蓄意近距穿越中国在空中正常巡逻直升机的高度层，险些引发海空不测事件。
这样的冲突屡屡在南海发生，已近乎成为常态。曾经长期平静的南海，变得越来越不平静了。
随着美国纠集盟伴国家对中国实施战略遏制，菲律宾等部分声索国与域外大国内外勾连，挑起事端，本是和平、合作、友好的南海，被“污染”成了充斥冲突对抗的地缘政治竞技场，南海争端朝着扩大化、国际化、复杂化方向发展。
中国政府一贯坚持与有关的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解决领土主权重叠的争议。中国和越南通过谈判协商划定了两国在北部湾的海上界线，这是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政策，以及践行国际法、维护国际法最好的例证。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中国始终坚持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争议，通过制定规则和建立机制来管控争议。这是中国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最大坚守，是中国践行国际法治的成功实践，也是管控和化解南海问题的必由之路。
碧波深处，丛屿星罗棋布。
水天边际，犹有中华河山。
南海，是中国人民的“祖宗海”，也是中华民族海洋文明的生动见证。海洋孕育了生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展望未来，中国将继续秉持“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做海洋和平的维护者、海洋秩序的建设者、海洋合作的推动者、海洋发展的贡献者，让南海成为造福地区各国人民的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
第一章 南海诸岛归属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内容
溯本清源，方能以正视听。
铭记历史，方能继往开来。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80年前，作为战后国际秩序与世界格局的一部分，中国依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奠定战后国际秩序的国际法律文件，恢复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
这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和西方殖民主义以非法方式侵占中国领土的全面否定，是对中国享有南海诸岛主权与海洋权益的尊重与确认。
1945年，中国人民在经历了14年浴血奋战，付出3500多万军民伤亡的巨大民族牺牲后，与世界人民共同取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为“二战”胜利的决定性国家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奠基者，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本身就是战后国际秩序和相关领土安排的一部分。
一、战后国际秩序明确南海岛屿领土归属中国
在中国三沙市永兴岛上，一块高约70厘米、宽约50厘米的石碑朝着大海，历经70多年的洗礼，如今依然庄重醒目。石碑正面上书四个红漆大字： “南海屏藩。”碑的背面镌刻着： “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张君然立。”
这座石碑定格了中国在“二战”后依法恢复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的历史瞬间。1946年11月，中国广东省政府受命组织力量南下接收被日军侵占的西沙群岛与南沙群岛。11月24日、12月12日，中国政府工作人员分别完成接收进驻西沙、南沙群岛，并在岛屿重立碑石、测绘岛图、踏勘资源、举行接收仪式，在蔚蓝的南海深处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对西沙、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
恢复中国对南海诸岛主权，是战后国际秩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如何处置日本在二战中非法侵占的他国领土，对实现战后亚太地区和平稳定至关重要。《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对于被日侵占的他国领土的处理原则和基本方针作出了制度性安排。
1943年11月，中国、美国和英国三国政府首脑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签署了《开罗宣言》，提出“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 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1945年7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全面胜利之际，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明确“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可以领有之小岛在内”。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侵占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的日本驻军撤退到海南榆林港，向驻扎在此的中国驻军投降。
二、中国收复南海诸岛是国际法赋予反法西斯侵略战胜国的权利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是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战场，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的抗战，大量消耗和削弱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实力，长期打击并牵制了日本大部分陆军和大量海军，使日军未能轻易冒险北进或南下，从而减轻了苏联和美、英等国的压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继续吸引和滞留日本陆军的主要兵力。“二战”时期，美国与日本还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进行过激烈的海空战斗。
中国收回南海诸岛主权是反法西斯侵略胜利的正当权益。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抗击和消灭日军最多，付出代价最大，对彻底战胜日本法西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日本战略进攻、中国战略防御期间，中日双方投入总兵力达400余万人，战线长达1800多公里，战火遍及中国10多个省区，战区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被卷入战争的中国人口达4亿之多。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付出了巨大牺牲，依据国际法完全有资格要求归还被非法占领的领土。
中国收回南海诸岛主权符合国际法“物归原主”原则。依据国际法，战时占领不构成领土主权的转移， 非法侵占他国领土必须“物归原主”。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胜国，中国享有收回被日本非法侵占的领土的权利。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在被日本入侵占领前属于中国。日本战败投降后，理应“物归原主”，归属中国。
中国收回南海诸岛主权得到国际条约确认。 旨在解决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的领土及国际地位问题的“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以下简称“旧金山和约”）于1951年9月8日签署，1952年4月28日正式生效。该和约申明“日本承认朝鲜半岛之独立，放弃台湾、澎湖、千岛群岛、库页岛、南沙群岛、西沙群岛等岛屿的主权”，其中第二章“领土”部分第2条第6款规定“日本放弃对南沙群岛与西沙群岛之所有权利、名誉与请求权”。
中国是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最大受害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四大战胜国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未被邀请出席旧金山会议。对此，中国政府1951年8月15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宣布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向为中国领土”，反对“旧金山和约”虽然规定日本放弃对南海有关岛屿的一切权利却不提归还主权问题，重申有关岛屿在日本投降后“已为当时中国政府全部接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有关岛屿的主权“不受任何影响”。
1952年，日本政府正式表示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以及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利与要求。同年，由时任日本外务大臣冈崎胜男亲笔签字推荐的《标准世界地图集》第十五图《东南亚图》，把和约规定日本必须放弃的西沙、南沙群岛及东沙、中沙群岛全部标绘属于中国。1972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中，日本重申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规定，再次确认了南海诸岛属于中国的事实。
三、中国依法恢复行使南海诸岛主权得到国际承认
1946年5月23日，中国政府派出海军抵达东沙群岛，设置气象台。8月15日增派整编第64师一个排登岛驻守。同年11月24日进驻西沙群岛永兴岛。12月12日南沙群岛接收人员在太平岛举行接收南沙群岛升旗典礼。自此中国完成了南海诸岛的收复工作，并在岛上派兵驻守，设立了各类军事、民事设施，从法律和事实上恢复了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
主要大国认可中国对南海诸岛恢复行使主权。1946年11月至12月，中国政府指派林遵上校等高级军政官员，乘坐“永兴”“中建”“太平”“中业”4艘军舰，分赴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举行仪式，重立主权碑，派兵驻守。中国政府用上述4艘军舰名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4个岛屿进行重新命名。中国此次行动得到了美国麦克阿瑟将军的支持，史料显示，中国军政人员正是乘坐美国提供的4艘军舰赴西沙和南沙群岛举行接收仪式。
此后，美国通过外交询问、申请测量、通报航行飞越计划等方式，显示了其承认中国对南沙群岛主权的立场。1957年至1961年2月，美军驻菲律宾的空军人员在黄岩岛及南沙群岛区域实施海图测量及气象调查时，曾多次向中国台湾当局提出申请，这表明美国认为这些岛礁的主权属于中国。中国还曾在南沙群岛有关岛礁上接待过美国军事人员。同期美国出版的地图和书籍等，如1961年版《哥伦比亚利平科特世界地名辞典》、1963年版《威尔德麦克各国百科全书》、1971年版《世界各国区划百科全书》，均确认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
苏联部长会议大地测量和绘图部1952年编制的《中南半岛和印度尼西亚图》中，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名称全部使用中文发音的音译，并用括号标注了“中国”的缩写。
国际组织认可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也得到国际组织的普遍承认。如1987年3月17日至4月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第14次会议讨论了该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全球海平面观测系统实施计划1985—1990》，建议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纳入全球海平面观测系统，并将这两个群岛列属“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执行该计划，中国政府被委任建设5个海洋观测站，包括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各1个。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在“二战”结束后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其根本原因在于南海诸岛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和相关领土安排的一部分，受到《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保护。
否认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就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否定。
第二章 部分声索国升级南海争端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冲闯、占礁、对峙、驱离 … …
自20世纪70年代南海发现大量油气资源以来，菲律宾、越南、文莱、马来西亚等南海声索国，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持续制造各类占领南海无人岛礁、掠夺南海海洋资源等闹剧。特别是2020年以来，在美国等域外大国的鼓动支持下，菲律宾通过实施“灰色地带”战略，持续对抗中国在南海的合理合法维权行动，以“弱者叙事”策略塑造对南海议题的错误认知，打着落实国际法的旗号推动菲国内海洋立法，美化自身对中国南海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的非法侵占。
菲律宾等部分国家围绕南海问题开展一系列不负责任的行动，将南海争端升级到接近“准军事行动”的级别，甚至将南海局势推向“冲突甚至战争的边缘”。
一、非法侵占岛礁：部分声索国侵犯中国领土主权
20世纪70年代南海发现大量油气资源后，菲律宾、越南等国加快武力侵占中国南海岛礁的步伐，南海岛礁之争激化。越、菲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并大兴土木、部署武备，为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所禁止。
越南在其非法侵占的中国南海岛礁上持续强化军事部署。近年来，越南加快在其非法侵占的南沙岛礁上增加军事部署，增强军事投射能力。越南以此进一步提升了它在南海实现其军事战略的可能性，面积不断扩大的侵占岛屿与越南南部“S”形海岸线构成了越南相对完整的服务体系，有利于其“以点控面”，利用地理优势发挥小吨位舰艇的作战灵活性，形成在海上的有效对抗。
菲律宾持续加强在其非法侵占的南海岛礁上的军事设施建设。2022年起，菲律宾明显加快了在其侵占的中业岛、西月岛、马欢岛、北子岛上的军事设施建设。2022年3月，菲律宾在马欢岛建造一个新的直升机停机坪。5月，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在西月岛、马欢岛、北子岛建立了指挥观察站，提升了对南海的海域探测监控能力。这些指挥观察站被用于监测周围的船舶，并向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国家总部通报信息。2022年6月，菲律宾在中业岛建立了一个海岸警卫队工作站，并完成了长1300米、宽100米的混凝土飞行跑道的建设。
此外，马来西亚在弹丸礁建设了一个海军基地。在外部力量的帮助下，菲、越等部分南海当事国或在其侵占的中国南沙岛礁上开展设施建设和军事部署，或增加居民数量、扩大岛屿设施功能，其根本目的在于向世界展现并巩固其对所侵占的中国南海岛礁已拥有所谓的“主权”。
二、加快油气探采：部分声索国掠夺南海自然资源
自南海发现巨大的油气资源以来，菲律宾、越南等国出于对油气资源的窥探，通过“海上争主权、海底争资源”，持续加大对中国南海岛屿的主权声索，非法攫取南海资源。
部分南海声索国通过在南海争议区域非法攫取油气资源，实现了从过去依赖进口原油到对外出口石油的结构性转变，是实实在在的获益者。面对丰富油气资源所带来的巨额财富，南海声索国不顾中国的警告与反对，持续加大油气资源盗采力度。
中国、菲律宾于2018年签署《关于油气开发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建立起政府、企业共同合作参与油气开发的“双层结构”磋商机制。但中菲油气领域合作受到菲宪法限制和海上有关争议的制约，菲于2022年停止和中国在南海的油气合作谈判。同时，菲律宾驻美大使2024年3月提出，菲律宾正寻求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其他盟友合作，开发南海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三、挑战正常维权：部分声索国不断挑衅滋事
2024年9月14日，中国南沙群岛仙宾礁。
在试图以坐滩方式强占仙宾礁屡遭失败后， 菲律宾海警“特蕾莎 ·马格巴奴阿”号船在非法滞留近5个月后，面对强大的各方压力，最终撤离该水域。
“特蕾莎·马格巴奴阿”号非法滞留中国仙宾礁，是企图复制25年前菲律宾“马德雷山”号军舰非法“坐滩”滞留中国仁爱礁的伎俩。1999年5月，菲律宾“马德雷山”号以船只遭遇搁浅无法行驶， 需要零部件来修理船只为由在仁爱礁西北侧潟湖坡“坐滩”。25年来，破败不堪、锈迹斑斑的“马德雷山”号长期有人看守，舰上人员焚烧和弃置生活垃圾、排放污水，如一颗毒瘤污染着洁净清澈的南海水域。
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菲律宾先后实施了34次较大规模的南海侵权行动，包括非法捕鱼、侵闯中国海域、非法侵登无人岛礁等。菲方的行为侵犯了中国领土主权，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共识，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菲律宾把目光聚焦在中国仙宾礁、牛轭礁、鲎藤礁等一些南海无人岛礁，通过挑起局部冲突的方式，开展自我赋予合法性且低于爆发战争门槛的挑衅行动，不断抬高中国与其地缘政治竞争的代价，迫使中国在不胜其烦、“多害相权取其轻”中做出菲律宾所期待的利益退让，从而达到变相占礁的目的。
四、歪曲舆论认知：部分声索国搬弄是非混淆视听
2024年3月5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
然而，这一事实清楚、责任完全在菲律宾一方的南海争端事件，在菲律宾与美西方主要媒体的报道中则被歪曲成了“中国船只恶意冲撞菲船只”“中国海警水炮冲击菲律宾运补船”“剐蹭受损的菲律宾舰船抵抗中国入侵”等具有视觉冲击力的虚假叙事，不断把菲律宾装扮成南海争端的“弱者”，试图误导国际社会对当前南海争端的认知。
这是菲律宾南海“灰色地带”战略中的重要内容— “弱者叙事”策略。菲律宾故意忽略南海争端的历史经纬与国际法理，避而不谈菲律宾出于攫取南海油气资源侵占中国南海岛礁的历史事实，而是“以非常专业的新闻传播技巧将中菲南海争端的国际话语聚焦到了更具多元话语效应且能够产生广泛传播力的感性事件上”，通过利用西方国家以南海问题塑造中国所谓“修正主义”身份的国际舆论环境，构建菲律宾所谓“反抗中国强者”的国际话语体系， 发起南海争端认知领域的“叙事战争”。
五、推动国内立法：部分声索国挟仲裁案谋取更大利益
2024年11月8日，马尼拉。
备受争议的菲律宾“海洋区域法”和“群岛海道法”正式颁布。这两项法案粗暴地将中国黄岩岛及南沙群岛部分岛礁非法纳入菲律宾领土范围，严重背离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的核心要义，暴露出菲律宾在南海扩张领地的野心。事实上，1898年《美西和平条约》（《巴黎条约》）、1900年《美西关于菲律宾外围岛屿割让的条约》（《华盛顿条约》）与1930年《关于划定英属北婆罗洲与美属菲律宾之间的边界条约》（《美英条约》）等三个国际条约，已从国际法层面明确菲律宾共和国领土范围。而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根本不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内 。
“西班牙应将称为菲律宾岛屿（Philippine Islands）的群岛（archipelago）和包括（Comprehending）在以下界线内的岛屿割让给美国：这条线从西到东沿着和或靠近北纬20°线并穿过可通航的巴奇海峡的中央，从格林尼治东经118°到127°子午线；然后沿格林尼治东经127°子午线至北纬4°459线，再沿着北纬4°459线至它与格林尼治东经119°359子午线的交叉点，然后沿格林尼治东经119°359至北纬7°409线，再沿北纬7°409线至它与格林尼治东经116°子午线的交叉点，然后沿一条直线至北纬10°线与格林尼治东经118°子午线的交叉点，再沿格林尼治东经118°子午线至起始的一点。”
—1898年《美西和平条约》（《巴黎条约》）第3条
近年来，中国和东盟一直就推动“南海行为准则”开展谈判磋商。面对来自中国的强烈反对，菲律宾依然强行推动国内海洋领域立法，更深层次的图谋是以落实国际仲裁庭南海仲裁结果为名，为其继续非法侵占中国南海岛礁提供所谓的法理依据，增加中国以谈判协商妥善解决南海争端的难度。这势必将严重破坏“准则”磋商氛围，加深相关当事国在南海争端上的立场对立，挫伤了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信心，拖累域内国家维护南海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动力。
第三章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绵延千年
从中国东汉时期（公元25年—220年）的《异物志》，到北宋时期（公元960年—1127年）设水师在南海巡逻；从明朝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28年时间里，受官方委派的郑和率中国船队巡视南海，到500多年前形成且沿用至今的中国渔民《更路簿》；从1868年出版的英国海军部《中国海指南》到1933年在法国出版的《彩绘殖民地世界》……
中国政府有效管辖南海、中国渔民耕作经营南海、中华海洋文明厚植南海的翔实史料一再证明：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和开发利用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最早并持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具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一、历历可考的发现命名确定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
中国大量从官方到民间保存完整的史料表明，在公元1世纪，中国官方记录中就明确记载，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中国人在南海航行或生产实践中发现南海诸岛。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随着中国人对南海认识的逐步加深，对南海诸岛的命名也由泛称细化为专有名称。
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南海诸岛。早在西方地理大发现的1400多年之前，勇于探索的中国人就通过航海发现了南海诸岛，将其命名并记录在文献中。此后的1000多年时间里，中国人通过航海实践不断完善对南海及南海诸岛的方位、里程、航路和地理形势的认识。
中国官员杨孚在《异物志》（约成书于公元76年—88年）中记载了将南海诸岛命名为“涨海崎头”，比越南声称的其发现西沙群岛的15世纪至少早1400年，比菲律宾声称的其发现南沙群岛的1947年早近1900年。事实上，在更早的中国西汉时期（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中国就开辟了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经由南海前往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
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及生产实践的逐渐增多，中国人对南海诸岛的认识逐步加深，对南海诸岛的命名也由“涨海崎头”这一泛称逐渐演变为对东、西、中、南沙群岛的专有命名，并被记录在中国历代文献中。从10世纪起，中国百种以上的各类文献中多将南海诸岛命名为“长沙”“石塘”。
南海是中国渔民的“祖宗海”。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渔民的认知中，南海是他们和祖先赖以生存的地方，赐予他们丰富的渔获，因此将其称为“祖宗海”。同时，渔民在耕海牧渔的生产实践中，通过口口相传和简单记录，赋予南海诸岛各具特色的“乳名”。
位于中国海南省的潭门镇， 是海南岛通往南海诸岛最近的港口之一，时至今日，仍是西、南、中、东沙群岛作业渔船后勤给养基地和深远海鱼货的集散地。在不少当地渔民中，今天仍然传承着《南海航道更路经》，也被称为《更路簿》 —数百年来当地渔民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形成的航海指南。
从明代初年开始出现的《更路簿》中，中国渔民就对南海中136个岛礁进行了命名，如称西沙群岛的永兴岛为巴峙，称南沙群岛的太平岛为黄山马峙等。
西方早已接受中国对南海诸岛的命名。中国对南海诸岛的命名被西方官方、民间以音译方式使用，长期影响着西方人对南海的认识。
19世纪中叶，英国测量舰“里夫尔曼”（Rifleman）号到南海地区进行测量，并在英国出版的《中国海指南》一书中记载，鸿庥岛为Namyit、景宏岛为Sin Cowe等，其命名方式显然是从中国渔民习惯称呼的“南乙”“秤钩”等音译而来的。
二、跨越千年的开发经营彰显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
从辉煌千年的“海上丝绸之路”，到从南海沉船中出土的文物，再到南海岛屿上的遗迹遗存……中华儿女2000多年来在南海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一个个铁证，有力地彰显着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
联通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从南海走过。从古至今，商贸始终是联通不同地区的驱动力。起源于中国西汉时期（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兴盛于隋唐时期（581年—907年）的“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联通中国与世界的海上贸易通道，更见证了中国绵延千年的南海开发历史。
一艘艘商船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港口出发，满载着货物在南海上航行……中国学者认为，“海上丝绸之路”可分为“东海丝绸之路”和“南海丝绸之路”两条海路，其中“南海丝绸之路”即以南海为起航点，以丝绸、陶瓷、珍珠等为贸易特征，由中国南海连接东南亚、南亚、中东地区直至欧洲。
长河汤汤，“遗珠”无殇。
一些中国商船不幸在南海沉没，它们虽是历史的一瞬，却意外永恒地记录了中国先民对南海的开发。在中国海南的南海博物馆三层，展出着考古工作者从南海西北陆坡两处沉船遗址中发掘的400多件文物，其中，产自中国景德镇的珐华彩瓷器在水下沉睡数百年，却依然熠熠夺目。
南海是中华文化的传播之海。南海不仅是一条航路、一个渔场，更连接起不同文明、丰富着人类共享，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它将文化、商贸、对话联系在一起，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
15世纪，明代的中国站在大航海时代的前沿。1405年—1433年的28年时间里，受官方委派的郑和率中国船队通过南海七下西洋，将当时中国的科技、文化等带到“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地区，并将当地的香料、动植物等带回中国，成为南海友谊合作的桥梁。
数百年来，中华文化由中国沿海地区的先民经南海传播到周边国家。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尚未以现代国家形式出现时，中国东南沿海的百姓通过南海乘船前往这些地区，在他们的认知中，这是国土之内的谋生。而在这些东南亚国家，时至今日，不仅有大量华侨华人，更有中华文明特色的建筑、街区，这些建筑与中国海南等地的建筑风格一致。
历史遗迹证明中国先民在南海耕海牧渔留居岛礁。中国考古工作者数十年来在南海部分岛屿发掘出众多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遗址遗存，无可辩驳地印证了中国开发经营南海的历史。
20世纪70年代，中国考古工作者在西沙甘泉岛上发现了一处唐宋时期居住址并对其进行发掘，出土一批唐宋时期的瓷器、铁锅残片、铁刀、铜饰件等岛上居民的日常生活用具。同时，考古工作者还发现鸟骨和有敲砸痕迹的螺壳堆积等人类食用后集中抛弃形成的遗迹。中国考古工作者认为，甘泉岛唐宋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证明中国渔民早在唐代就在岛上延续居留，从事开发生产活动。
1992年，中国历史学家王恒杰教授历时33天赴南沙群岛勘察，其间，发现了战国到秦汉时期的划纹硬陶、东汉时期的五铢钱、唐代的陶瓮、宋代的青瓷片、明清时期的青花瓷残片，还有“嘉庆通宝”“道光通宝”“咸丰通宝”等钱币及清代铁锚。这些文物皆为中国先民最早开发南海，并世代把南海作为自己生产、生活的一个领地提供了无可争辩的物证。
三、绵延不断的有效管辖巩固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
从纳入版图设立行政区，到派遣水师进行防卫，再到委派官员修建设施……南海及南海诸岛不仅是中国人民生产、生活的家园，更留下了中国历代政府持续、和平、有效管辖的印记。
纳入版图，设立行政区。中国古代文献清晰记载，不迟于公元8世纪起，中国政府就已将南海诸岛划归海南琼督府（今中国海南省） 管辖。此后，中国历代政府持续管辖的同时，在各类官方绘制的地图中，将南海诸岛完整纳入中国版图。
在中国官方编纂的记录13—14世纪历史的《元史》中清晰地记录了元代疆域已包括南沙群岛。14世纪后，中国政府明确把南海诸岛列入广东省琼州府万州（今海南省万宁、陵水县）管辖。在不同时期的地方史志中，均表述有“万州千里长沙、万里石塘”。
中国留存的官方地图中，南海及南海诸岛被纳入中国疆土。1767年《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1810年 《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等还清晰地在中国政区版图上标绘了四沙群岛。
派遣水师，巡逻南海。军事存在是彰显中国对南海诸岛享有主权并拥有南海历史性权利的重要方面。1000年前，中国政府就已派遣水师巡视南海及南海诸岛，捕捉盗贼、维持治安。
在1023年出版的记录当时中国政府军事制度和国防大事的《武经总要》中，清晰记载了中国水师在南海及南海诸岛巡逻的历史。此后，更多的中国史书记载了中国水师巡视南海诸岛的史实。1909年4月，中国政府派遣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率170余名海军官兵，巡视西沙群岛，查勘、命名了15座岛屿，每座岛屿均立碑竖旗，重申中国对西沙群岛的主权。
测量天文，修建设施。中国政府数百年来持续不断地对南海及南海诸岛进行调查测量，并在南海诸岛设立天文、气象观测点，证明中国中央政权对南海诸岛实行了有效统辖。
700多年前，中国政府派遣中国古代著名天文学家郭守敬主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四海测验”。《元史》记载，郭守敬将南部测点选在了“南海北极出地15度”，从元制换算为现在的360度制，相当于北纬14度47分。中国学者认为，受当时科学技术所限，郭守敬测量的大部分测点都有1度左右的误差，北纬14度47分加上1度，其天文观测点的位置正在西沙群岛。
中国政府在实践中行使调查测量专属管辖权。1883年，德国船舶在西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开展调查测量活动，清政府获知后，即刻向德国政府提出抗议，德国政府不得不停止非法活动。1936年，根据香港远东气象台会议的建议，中国政府在西沙群岛建成气象台、无线电台与灯塔，建立与岛外各地的联络，并保障航经此处的船舶的航行安全。
第四章 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拥有坚实法理依据
法者，治之端也。
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南海争端主要指由于周边国家非法侵占部分南沙岛礁导致的领土主权争端和以海洋划界为主要内容的海洋权益争端。越南、菲律宾等国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引发了与中国的领土主权争端。南海周边国家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主张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等管辖海域，从而在海岸相邻或相向国家之间产生海域划界问题。围绕领土主权和海洋划界争端，又衍生出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海洋科学研究、海洋环境的保全和保护等系列问题。
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具有坚实的法理依据，包括先占、有效管辖原则、禁止反言规则及其他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原则。
一、中国人最早发现和开发南海诸岛，符合国际法“通过发现和先占取得领土主权”原则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是历史上确立的。2000多年来，中国通过行政设治、水师巡视、资源开发、天文测量、地理调查等手段，对南海诸岛和相关海域进行了持续、和平、有效地管辖。
在国际法上，发现与先占是国家取得领土主权的最重要法律依据之一。在尚未形成现代领土主权概念的古代，最早发现、命名南海诸岛并在其上居住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具有重要的国际法意义。
从国际法发展的过程来看，中国对南海诸岛的发现、先占并实行有效的行政管辖，足以证明中国对南海诸岛享有无可争辩的领土主权。早在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时期，中国人民就在南海航行，并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了南海诸岛。中国不但最早发现了南海诸岛，而且还在开发利用南海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相对固定的南海诸岛命名体系，如将岛和沙洲称为“峙”，将礁称为“铲”“线”“沙”，将环礁称为“匡”“圈”“塘”，将暗沙称为“沙排”等。中国人民对南海诸岛的命名，部分还被西方航海家引用并标注在一些19—20世纪权威的航海指南和海图中。
国际司法实践表明，一国人民长期在某个区域生活或进行经济活动，对确定这个地区属于这个国家具有重要意义。1953年，国际法院在曼基埃和埃克里荷斯案的判决中就指出，英国人在这两个岛屿上世代居住的事实，是这些岛屿归属英国的明证。而中国在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岛礁长期居住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足以取得对南海诸岛的原始主权。在此基础之上，中国历代政府通过行政设治、水师巡视、资源开发、天文测量、地理调查等手段，对南海诸岛和相关海域进行了持续、和平、有效的管辖。在长期历史过程中，中国确立了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中国人民早已成为南海诸岛的主人。
二、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主张获得广泛的国际承认，符合国际法有关领土取得的“禁止反言”原则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在20世纪前未遭遇任何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收复南海诸岛并恢复行使主权，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承认南海诸岛是中国领土。而如今，一些国家却将昔日亲手签署的声明贬作废纸。这些铭刻在历史档案中的国家承诺，恰似国际法长河中的“禁止反言”界碑，在时空坐标上标记着信义的天平。
在涉及国际法的领土取得问题时，“禁止反言”原则意味着，曾承认过一国对特定领土拥有主权权利的国家，将不得再否认这一权利。现代的国际规则实际上就是在历史上无数次的外交交涉的结果、声明、承诺等的基础上形成的。今天讨论南海问题，必须立足于至今为止的历史沿革。
20世纪70年代以前，南海周边国家及国际社会从未对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海洋权益提出过异议，也不存在南海争端。比如，20世纪30年代，法国入侵南沙群岛时，不仅中国提出强烈抗议，日本也认为南沙群岛“应为中国所有”，且认为中国渔民“早已以该岛屿为远洋捕鱼之基地”。20世纪50年代，菲律宾曾明确承认南沙群岛不属菲方所有，菲方对南沙没有主权要求。越南统一前，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也承认“根据越南方面的资料，西沙和南沙群岛应当属于中国领土”，并在其出版的教科书和地图中将南沙标注为中国领土。
然而，有些国家近年来却出尔反尔， 公然置国际法有关规则于不顾。如菲律宾无视承诺，转而将纠纷诉诸司法程序、执意提起仲裁的做法构成“禁止反言”，严重违反国际法。相关国家种种的“两面”做法，使人们不得不怀疑，他们不是出于公心、不是基于国际法， 而是另有所图。
三、菲律宾等域内国家以所谓“地理邻近”侵占南海岛礁，违反国际法相关原则
“地理邻近”从来不是解决领土归属问题的国际法原则。以“地理邻近”为由主张领土主权，在国际法上是没有根据的。在传统国际法、现代国际法、国际条约、国际司法判例中均不存在依据距离远近等因素决定领土主权归属的国际法规则。菲律宾等部分域内国家以所谓“地理邻近”为由对南海岛屿提出全部或部分主权要求是荒谬的，妄图以“距我近者即归我”的原始逻辑颠覆国际法治准则。
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觊觎中国南海有关岛礁，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侵权手段和掩护方式。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更是滥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侵权行为。这反映出菲律宾一些人试图强化单方面主张的政治算计，暴露出域外国家试图搅乱南海局势、挑拨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险恶用心。多年来，菲律宾为继续推行领土扩张主义，将其对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非法侵占“合法化”，陆续炮制出“无主地论”“托管地论”“地理邻近论”“国家安全需要论”以及“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论”等歪理，既缺乏坚实可靠的事实依据，也不符合国际法关于领土取得的规定，根本站不住脚。
国际法理论和实践对于借口“地理邻近”等因素提出领土主权要求的主张也总是持否定态度的。国际法实践也完全排斥所谓依据距离远近来决定领土归属的主张。许多国家的岛屿，往往距离本国大陆或主岛远而距他国近。如英吉利海峡中的海峡群岛距离法国更近，但它一直归属英国所有，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以“邻近”等因素对南海诸岛提出主权要求，理由无法成立，也不符合国际法。
四、中国主张在南海的海洋权益，符合国际法“陆地统治海洋”原则
国家的领土主权是其海洋权利的基础，这是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国际法院在许多判例中指出，“海洋权利源自沿海国对陆地的主权，这可概括为‘陆地统治海洋’原则”“国家对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权利基于陆地统治海洋的原则”。
“陆地统治海洋”是一项古老的国际法原则。领土主权是主张海洋权益的基础，海洋权益从领土主权派生而来。1969年国际法院关于北海大陆架案的判决再次重申了这一原则，“陆地是一个国家对其领土的向海延伸部分行使权力的法律渊源”。一个国家只有拥有了大陆或岛屿的主权，才有可能享有该陆地或岛屿附近海域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大陆架是适用“陆地统治海洋原则”的法律概念。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赋予沿海国主张和划定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等国家管辖海域并对其中的自然资源享有主权权利。同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序言第5段明确要求，“在妥为顾及所有国家主权的情形下，为海洋建立一种法律秩序”。显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涉及国家的领土主权。沿海国的主权权利不能否定、损害他国的固有领土主权，也不能够成为沿海国主张新的领土主权的依据。
菲律宾提交的仲裁诉讼，涉及的是领土归属、海洋划界、军事活动 之类的海洋争端问题，而中国根据国际法享有并且早已声明免受涉及该类问题的任何国际司法和仲裁管辖的权利。菲律宾费尽心机，企图把两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之争描绘成可以交由国际仲裁来解决的问题，片面解读《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适用范围， 却故意回避“陆地支配海洋”这一国际法重要原则。菲律宾等国关于这些岛礁位于其专属经济区内或大陆架上，因而应该属于它的说法本末倒置，既不符合“陆地支配海洋”原则，也违背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意旨和原则。
五、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受到国际法保护
中国在南海享有的历史性权利受到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保护，不容否定。中国不仅拥有南海诸岛主权，而且充分享有南海历史性权利，这些权利来自2000多年来中国人民在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持续的生产生活实践，来自中国历代政府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连续的主权管辖权实践。
中国在南海享有的历史性权利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不矛盾。首先，历史性权利是一般国际法的概念。公约规定并未穷尽全部海洋法的规则，相反却明确规定公约未予规定部分适用一般国际法。其次，公约本身并不排斥在它之前已经形成并被持续主张的历史性权利，公约多处提及“历史性海湾”“历史性所有权”等，显然是对历史性权利的尊重。
中国开发、管控南海的历史以及中国的实践表明：中国对南海诸岛享有领土主权，在南海断续线内海域享有历史性权利，主要包括对琼州海峡等历史性水域的历史性所有权、传统捕鱼权和历史性航行权。
南海断续线代表了中国对南海诸岛的领土主权和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南海诸岛附近海域是中国渔民的传统渔场，中国渔民常年往来于海南岛、广东省与南海各群岛之间，从事捕捞、养殖等生产经营活动。历代统治者对南海和南海诸岛的认识不断加深，管理南海诸岛的行政建制和管辖日渐完备，南海诸岛在事实上是属于中国的。中国一直在和平、有效地开发、经营、管理、管辖南海，其范围涵盖了南海诸岛中的主要岛礁和海域。
中国在南海特定海域的历史性权利，是中国人民在这片海洋空间战风斗浪、耕海牧渔数千年的自然结果，是对南海有关海域及散布其间的岛礁、沙滩、洲的“岛水一体”主权权益和海洋权益，是自然生成的，独一无二的，孕育于中国母体，与母体一体共生共存共发展直至今天。此海洋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中国历史和传统中早已根深蒂固。
结 语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年后的今天，维护南海和平稳定，需要充分尊重历史和法理所确立的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
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是在历史发展演变中形成的，具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受到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保护，不容否定。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作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一部分，受《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保护。
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在南海生产生活，早已成为南海诸岛的主人。近百年来，尽管南海风云变幻，尽管南海诸岛也短暂遭受过侵略者的荼害，但经过历史和国际法确定的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无可争辩的主权不容篡改，中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从未动摇过。
时代潮流，浩浩汤汤。
和平发展是时代的意志，历史的铁律早已证明，逆时妄为注定失败。及时对南海争端正本清源，排除域外霸权和域内个别国家谋求私利的消极干扰，是让南海波涛恢复平静，让域内国家再扬友好合作风帆的必要之举。
维护“二战”以来形成的国际秩序，捍卫历史经纬与正义法理，尊重中国在南海享有的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坚持通过对话协商来妥处分歧、妥善推动南海争端的和平解决，也是更好应对百年变局、共同建设人类更美好未来的正确之道。
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身体中流淌着和平的血液。作为南海最大沿岸国，中国从维护南海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大局出发，在南海问题产生后的几十年里始终保持极大克制，从未主动挑起争议，也没有采取任何使争议复杂化、扩大化的行动。中方一贯坚持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全力维护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希望共同把南海建成和平、友好和合作之海。
南海稳，则地区国家受益；南海乱，则地区国家遭殃。南海争端的热度必须逐步冷却下来。南海和平稳定是地区发展的重要前提。守好南海的和平底线至关重要。
是非自有曲直，公道自在人心。
在南海这一舞台上，曾有过殖民侵略，有过非法侵占，现在又有人兴风作浪，还有人炫耀武力。但是，就像潮水来了又退去一样，这些图谋最终都不会有结果。
无论南海风云怎么变幻， 绝不会是霸道者胜、搅局者胜、破坏者胜，而是仁者胜、和者胜、建设者胜。
编写说明与致谢
《碧波深处有中华—中国在南海领土主权海洋权益的历史和法理依据》智库报告由新华社社长、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傅华任组长，新华社总编辑、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吕岩松任副组长，新华社副总编辑、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执行副主任任卫东任执行副组长。课题组成员包括刘刚、崔峰、周立民、薛颖、王晖余、杨柳、韩冰、赵颖全、梁建强、刘阳、姜铁英、马曹冉、郭翔、吴涛、刘赞、闫洁、严钰景、夏天、邓华、闫睿、洪泽华等。报告英文核校人员包括杨晴川、蒋励、陈健、韩建军、孙瑞军、余忠稳、费列娜、王海清、黄尹甲子等。
课题于2024年10月启动，历时半年多采访、调研、撰写、修改、审校完成。
在报告写作和发布过程中，中国南海研究院创始院长吴士存、中国南海研究院原院长王胜、中国南海研究院研究员陈相秒、中国南海研究院研究员闫岩、中国南海研究院研究员丁铎、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院长肖永平、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张辉、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副院长冯洁菡、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教授雷筱璐、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教授蒋小翼、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亚太安全与外交研究室主任张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杨霄、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陈曦笛等专家学者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和指导，在此一并表示诚挚谢意。
